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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二○○七年春天到那一個漫長夏季的季末,小蜜蜂都與我們同住,這段期間,我兒子唯有在洗澡時才會脫掉那身蝙蝠俠裝。我訂購了兩套,趁他在浴缸裡玩水時替換,這樣至少我可以把衣服上的汗臭和草漬洗掉。打擊頭號罪犯是一樁既骯髒又會讓膝蓋變綠的苦差事。不是得收拾配備了厲害冰凍槍的冷凍人,就是對付蝙蝠俠的死敵企鵝,或是更陰險狡詐的海鸚,說來也奇怪,蝙蝠俠系列的原創者竟然獨漏了這個頭頂生瘡、腳底流膿的大壞蛋。而我兒子跟我得要承受打擊罪犯的後果──一屋子的助手、心腹、走狗躲在沙發後朝我們眉來眼去,在書架旁的窄縫裡密商,出其不意就朝我們撲來。真可以說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我那個四歲的兒子,無論是睡是醒,隨時處於備戰狀態。想要摘掉那個惡魔似的蝙蝠面罩、萊卡布蝙蝠俠裝、亮黃色的萬能腰帶和漆黑的披風,無異是痴人說夢。此外,用兒子的教名呼喚他也是無濟於事。他只會回頭看,歪著腦袋,聳聳肩──彷彿是在說:我的蝙蝠感官偵察不到這裡有叫那個名字的男生,夫人。那年夏天,我兒子只對一個名字有反應,那就是蝙蝠俠。還有,想跟他解釋他父親過世了,也是白費力氣。我兒子不相信血肉之軀會死亡。死亡唯有在不能隨時阻撓壞蛋的邪惡陰謀得逞時才會發生──而壞人得逞當然是絕不可能的事。
那年夏天──我先生過世的那年夏天──我們都有不願放手的身分認同。我兒子有他的蝙蝠俠裝,我仍舊冠夫姓,而小蜜蜂跟我們同住,雖然相對安全,仍不願拋開在恐怖時期使用的名字。我們都在逃避現實。那年夏天,我們是想逃開自己的難民。
想要逃離殘酷的事當然是天下最自然不過的反應。而那年夏天,把我們湊在一起的時機更是再殘酷不過。小蜜蜂在離開拘留中心那天早晨打電話給我們。我先生接了她的電話,我一直到隔了很久之後才知道她曾來電──安德魯始終沒跟我提起過。她顯然通知他她要過來,可是我認為他並不想再和她見面。五天後他自縊身亡。他們發現我先生兩腳在空中亂踢,踩不到任何一塊實地。死亡當然是一種逃脫。若是新名字,或是面具、披風都無法再隱藏住你自己,你就會走上這條路。若是你的良知不能給你庇護,你就會走上這條路。
我先生死後五天,也就是小蜜蜂離開拘留所後十天,她來敲我家大門。跋涉了五千哩,耗時兩年,她終於抵達了,卻來遲了,見不到活生生的安德魯,卻及時參加他的葬禮。哈囉,莎拉,她說。 小蜜蜂早上八點抵達,葬儀社人員十點來敲門。一秒鐘不多,一秒鐘不少,十點整。我猜想葬儀社的人默然立在我家大門外,站了幾分鐘,看著手錶,等著我們的人生與斷層帶交會,如此一來就能以銅門環清脆的三次叩擊聲來切斷我們的過去與未來。
我兒子去開門,看見了葬儀社的人的身高、無懈可擊的裁縫車工、嚴肅的態度。我想禮儀師看起來就像是蝙蝠俠的工作日分身吧。我兒子從走廊一路跑來,高喊著:媽咪,是布魯斯.韋恩耶!
那天早晨,我走到門外,站在街上,從靈車泛著淡綠色的車窗厚玻璃看著安德魯的棺木。小蜜蜂出來跟我站到一塊,一手牽著蝙蝠俠,禮儀師領我們走到一輛長型的黑禮車前,點頭示意我們坐進去。我告訴他,我們情願走路。
我們三個人就像是在照片沖洗店胡亂合成到一起的,走向我先生的葬禮。一名中產白人母親,一名黑皮膚的難民女孩,一名來自高譚市的小小黑暗騎士。我們就像是被剪貼過的。我的思潮起伏,驚悚駭人,前後不連貫。
教堂距離只有幾百碼,我們三個走在靈車之前,後面回堵了一列氣憤的車輛。對於這點我很內疚。
我穿了一條暗綠色裙子、一件外套,戴手套,穿炭黑色長襪。小蜜蜂穿著我的黑色小雨衣,底下仍是拘留中心放她出來時的那些衣服──對葬禮大不敬的夏威夷衫和藍色牛仔褲。我兒子仍是一臉的歡天喜地。他這個蝙蝠俠害得交通阻塞。他得意地大步前進,披風被向後的氣流捲起,他在面罩下露出大大的笑容,嘴巴從一隻蝙蝠耳朵裂到另一邊蝙蝠耳朵,偶爾他高高在上的視線會偵察到一名需要打擊的敵人,他就會停下來,出手,再繼續前進。他擔心海鸚的隱形手下會攻擊我,而我擔心的是兒子出門之前沒上廁所,很可能會尿在他的蝙蝠褲子裡。另外我也擔心後半輩子得守寡。

我明白將來有一天,我必須把事情的來龍去脈跟兒子說清楚。該從哪裡開始呢?事情發生在兩年前,二○○五年的夏天,安德魯開始慢慢陷入憂鬱中,最終賠上了性命。事情是從我們見到小蜜蜂那天開始的,在奈及利亞一片荒涼的沙灘上。第一次會面唯一的紀念,就是我的左手中指從此缺席,截肢倒也截得挺徹底的,原來的手指只剩下短短的肉樁,以往負責敲打鍵盤上的E、D、C的手指,如今徒留虛影。我再也不能信賴E、D、C了,它們總在我最需要的時候離棄我。Pleased變成了plase,ecstasies變成了stasis。
我向來就不是那種天性樂觀的女人,堅稱災禍無可預防,會莫名其妙從朗朗晴空中當頭劈下。我認為該有數不清的徵兆、數不清的異常現象,諸如安德魯的鬍子沒刮、上班日某晚連開兩瓶酒、週五截稿日使用被動語氣。被這個社會採用的某種態度使得本評論人略感失落。這是我先生寫下的最後一個句子。在他的《泰晤士報》專欄中,他一向用字精確。換作是外行人,會把「失落」當成是「迷惘」的同義詞。可是對我先生而言,這是慎重的道別。
教堂裡很冷。我聽著牧師說:死啊,你的毒鉤在那裡?我瞪著百合,嗅到了花朵甜甜的控訴。上帝啊,我真後悔沒有多留意安德魯一些。
要如何跟兒子解釋徵兆是那麼隱晦不明呢?如何解釋災禍一旦對自身的力量有了十足的把握,就會大駕光臨,連嘴唇都幾乎不會移動?聽說地震前一個小時,天空的雲朵會像鉛塊般低低壓著大地,風也會慢下來,像是灼熱的呼吸,市鎮廣場樹上的鳥群會一聲不吭。一點也沒錯,可是坦白說,午餐前的時段也會有一模一樣的徵兆。要是每次風勢變小我們都反應過度,那我們就會在該擺放碗碟的時候一直躲在餐廳桌下。
兒子能夠接受他的父親就是這樣子嗎?我手臂上的汗毛倒豎,蝙蝠俠,可是我還得持家。我始終沒想到他竟然真的做了。我能夠老實說出的,也只會是電話鈴聲把我吵醒了,而我的身體預測到有什麼事會發生,只不過我沒料到會這麼嚴重。

五天後,也就是我最後一次看見活著的先生那個早晨,我幫我那個十字軍兒子穿好衣服,餵他吃過早餐,送他到托兒所的早起鳥兒團。回到家裡,我沖了個澡。安德魯看著我穿上褲襪。我總是會在截稿日盛裝打扮。高跟鞋、襯衫、時髦的綠外套。出版雜誌有它的節奏,假如編輯不聞樂起舞,她也不能強求員工如此。我不穿Fendi高跟鞋來提出特刊的點子,也不穿彪馬運動鞋來完成一期雜誌。我倚著鐘換裝,而安德魯赤裸地躺在床上看我。他一言不發。我在關上臥室門之前看了他最後一眼。他仍然盯著我看。該怎麼跟我兒子形容他父親最後一眼的表情呢?我決定要告訴兒子,他父親看來十分平靜。我決定不告訴他安德魯原本開口想說什麼,可是眼看我快遲到了,他別開了臉,一個字也沒說。
我大約九點半抵達辦公室。雜誌社在商業街的斯比托菲爾茲市集,由京斯頓搭乘大眾運輸系統費時九十分鐘,最糟糕的時候就是車子離開了陸上的交通網,鑽到悶熱的地底。每一節地鐵車廂都擠滿了兩百個人。我們被擠得動彈不得,聆聽著金屬輪摩擦軌道的尖銳聲響。我被擠得緊貼著一個穿燈芯絨外套的瘦子,他在默默垂淚,就這麼過了整整三站。遇到這種情況,通常你會迴避視線,可是我的頭被釘住了,只能眼睜睜看著他。我很願意一手環住他的肩膀──就算是輕碰一下他的肩膀以示同情也行。可是我的兩條手臂被左右的通勤族夾住了。說不定有些人想向這人表示安慰,可是車廂裡太壅塞,大家都動彈不得。單單是心懷善念的人數如此眾多,就會讓憐憫顯得忸怩不安。我們這些人得要用力推開其他的人,當仁不讓,這可太不像是英國人的作風了。我不確定我有那個意願在擁擠的地鐵裡,眾目睽睽之下表現那種溫情。我很可恥,不幫助那個人,可是我卻卡在兩種不同的羞恥之間,左右為難。一個是恥於不盡點做人的義務,另一個是恥於在人群中第一個採取行動。
我無助地朝這個飲泣的男人微笑,忍不住想到安德魯。
當然,只要一回到地面上,什麼做人的義務都可以迅速拋到腦後了。倫敦這個美麗的城市是這方面的專家。那天早晨,倫敦市明亮清新誘人,我的心情很亢奮,六月號終於完成了,到辦公室的最後兩分鐘路程,我差不多是跑去的。我們大樓外有雜誌的名字「水精靈」,粉紅色霓虹字母,足足有三呎高。我在外面駐足了一會兒,做了幾次深呼吸。空氣沒有波動,儘管交通繁忙,你也能聽見霓虹燈的劈啪聲。我一手貼門,心裡猜測出門之前不知安德魯有什麼話要說。
我先生並不是一個口拙的人。漫長的沉默從我們遇見小蜜蜂那天才開始,在那之前,教他一分鐘不講話都不可能。我們度蜜月的時候說個不停。我們住在臨海的別墅裡,喝蘭姆酒、檸檬汁,只顧談天說地,我連大海是什麼顏色都沒注意到。
每次我需要停下來提醒自己我曾多麼愛安德魯,我只需要想到這件事。只需要想到地球表面有十分之七是海洋,但是我先生卻能讓我忽略這一點。他對我來說就是有那麼巨大。等我們回到京斯頓的新婚小窩,我問安德魯蜜月地的海洋是什麼顏色。他說:喔,藍色的嗎?我說:得了,安德魯,你是專家耶,字彙怎麼可能那麼貧乏。安德魯說:好吧,浩瀚的大海是輝煌燦爛的群青色,點綴著深紅和金黃,光澄的太陽照臨波峰,推著它撞向陰暗的海溝,加深了顏色,調和出不懷好意的深靛青色。
他拖長倒數第二個音節,誇張地壓低聲音,卻挑高眉毛。靛青,他說,聲音隆隆。
妳當然知道我為什麼沒注意到海洋的顏色吧?都是因為整整兩個星期我的頭都──
呃,我先生的頭在哪裡是我跟他的秘密。
我們兩個無助地嘻嘻笑,在床上滾來滾去,而查理,可愛的查理,也因此有了他。

要如何向一名四歲大的超級英雄解釋死亡?如何宣告突如其來的悲傷?就連我自己都還沒能接受悲傷。警察告訴我安德魯死了,我的心卻不願接收這個消息。我是一個十分平凡的女人,相當能夠處理日常的壞事。被打斷的房事、艱難的編輯抉擇、不靈光的咖啡機──這些我的心都能迅速處理。可是我的安德魯,死了?生理上仍然覺得不可能。有一段時間,就連地表的十分之七都掩蓋不了他。
然而我卻在這裡,瞪著安德魯樸素的橡木棺(經典之選,夫人),在寬敞的教堂中殿顯得好小。一場沉默的、害人生病的夢。
媽咪,爹地呢?
我坐在教堂前排,雙臂環住兒子,忽然發覺我的身體抖了起來。牧師正在致悼詞。他以過去式說我先生,聽起來非常乾脆俐落。我這時想到,他從來不必用現在式來應付安德魯,不必幫他校對專欄文章,不必感覺他在你體內洩了氣,像是一個破碎的鐘。
查理在我懷中蠕動,又問了一遍,自從安德魯死後,同一個問題他一天總得問個十遍。媽咪,爹地究竟在哪裡?我俯向他的耳朵,低聲說:今天早晨他在一個很棒的天堂裡,查理。那裡有一個可愛的長房間,早餐吃完之後,他們都會到那個房間裡,裡頭有好多有趣的書可以看,好多有趣的事可以做。
「喔,可以畫畫嗎?」
「可以畫畫。」
「爹地在畫畫嗎?」
「不,查理,爹地正在開窗,看天空。」
我顫抖,不知還得要描述先生的死後人生多久。
更多悼詞,接著是聖歌。誰的手扶著我的手肘,帶我到外面去。我觀察自己站在墓地旁,地上挖開了一個深深的洞。六名衣裝整齊的禮儀師把棺木放在粗厚的綠色絲繩上,絲繩尾端還有流蘇。我認出這具棺木方才就擺在教堂前部的支架上。棺木安置好了。六名禮儀師手腕靈巧地一抖,就抽出了繩索。我記得那時在想:我敢說他們早就做慣了,像是什麼真知灼見似的。有人把一塊土塞進我手裡。我這才明白有人邀請我──甚至是催促我──把土塊丟進洞裡。我跨步到墓穴邊,整齊乾淨的園藝草鋪在墓穴的四周。我低頭看,看見棺木在幽洞裡發出淡淡的光芒。蝙蝠俠緊抱住我的腿,跟著我俯瞰幽冥。
「媽咪,那些布魯斯.韋恩為什麼把盒子放進洞裡?」
「現在暫時不要管,寶貝。」
那個禮拜我花了無數的小時向查理解釋什麼是天堂──每個房間、每個書架、每處沙坑──我始終沒有真正談到安德魯的身體。我覺得要求我四歲的兒子明瞭身體與靈魂分離這種事,實在太強人所難了。如今回顧當時,我發現我低估了一個能夠同時住在京斯頓與高譚市的小男生。我想要是我能夠讓他坐下來,慢慢跟他解釋,他會很能接受這種身心二元論的。
我跪下來,一臂攬住兒子的肩膀。我提醒自己力道要輕,可是我頭暈眼花,忽然了解說不定反而是查理撐住了我,才沒讓我掉進墓穴裡。我把他擁得更緊。查理貼著我的耳朵說:「爹地現在在哪裡?」
我低聲回答:「你爹地在天堂的山上,查理。現在這時候是熱門景點,我想他在那裡一定很快樂。」
「嗯。爹地很快就會回來嗎?」
「不,查理。不會有人從天堂回來,我告訴過你了。」
查理抿緊了嘴唇。「媽咪,」他又說:「他們為什麼把盒子放在下面那裡?」
「應該是為了安全吧。」
「喔,那他們以後會回來拿嗎?」
「不會,查理,我想不會。」
查理眨眼。面具下的五官皺了起來,努力想了解。
「天堂在哪裡,媽咪?」
「拜託,查理,以後再說。」
「是在盒子裡嗎?」
「寶貝,我們以後再說好不好?媽咪覺得頭很昏。」
查理瞪著我。「爹地在盒子裡嗎?」
「爹地在天堂,查理。」
「那個盒子是天堂嗎?」查理問,聲音很大。
人人都看著我們母子倆,我說不出話來。我兒子瞪著墓穴裡,隨後抬頭,心驚地看著我。
「媽咪!把他弄出來!把爹地從天堂弄出來!」
我緊抓住他的肩膀。「喔,查理,拜託,你不懂!」
「把他弄出來!把他弄出來!」
我兒子拚命扭動,終於掙脫我的掌握。事情發生得太快。他就立在墓穴的邊緣,他回頭看了我一眼,立刻轉過頭去,一吋吋向前挪,可是覆蓋住墓穴邊緣的草皮滑動,害他滑倒,只見他的蝙蝠披風在背後飛揚,而他已掉進了墓穴裡,砰的一聲落在安德魯棺木上。致哀人群中發出一聲急迫的尖叫聲。我覺得自從安德魯死後,這是第一個真正打破了靜默的聲音。
尖叫聲在我心裡裊裊不絕。我覺得噁心欲嘔,地平線瘋了一樣地傾斜。我仍是跪姿,急忙俯身在墓穴上。底下,幽幽的陰暗中,我兒子正捶著棺木,放聲尖叫:爹地,爹地,出來!他緊抓著棺蓋,蝙蝠鞋踩著一邊土壁,用力掀,想要扳開拴緊棺蓋的螺絲。我兩手往下垂,哀求查理抓住我的手,讓我把他拉上來。我覺得他根本就沒聽見我說話。
起初,我兒子屏著氣,動作信心十足。畢竟那年春天蝙蝠俠是所向無敵的,他擊敗了企鵝、海鸚、冰凍人。我兒子心裡壓根就沒想過,他會沒辦法戰勝這個新的挑戰。他憤慨又氣惱地尖叫。他不肯罷手,可要是我肯嚴格一點,強迫我自己斷定我的心是在何時碎裂到無法修補的地步,那我會說是在我兒子的手指第十次從慘淡的橡木棺蓋上滑脫的時候,在那一刻他小小的肌肉露出了倦意和懷疑。
致哀人群麇集到墓穴邊,因為恐怖的場面而不知所措,首次發現死亡比死亡本身還要可怕。我盡力要向前,可是抓住我手肘的人卻把我往後拖。我拚命抗拒,環顧墓穴四周驚駭的一張張臉孔,心裡想:為什麼沒有人想想辦法?
可是要當第一個行動的人很難,非常難。
最後還是小蜜蜂跳進墓穴,把我兒子抱起來,讓其他人把他拉上去。查理又踢又咬,暴怒地抗拒著,面罩和披風沾滿了泥巴。他想要再跳下去。還是小蜜蜂,她一上來就摟住了我兒子,不讓他妄動,而他放開喉嚨大喊:不、不、不、不、不。此時其他的主祭者踏上薄薄的草皮,把一小把土壤拋進墓穴。我兒子的尖叫似乎持續了好長一段時間。我記得當時在想,我的心是否會因為這殘酷的吵鬧聲而粉碎,就如酒杯被女高音的歌聲震破。事實上,安德魯以前曾擔任戰地記者的同事,他去過伊拉克和蘇丹的達夫,幾天後打電話給我,給了我他看過的一位戰鬥疲乏諮詢師的名字。你想的真周到,我跟他說,不過我並沒有作戰。
在墓穴邊,尖叫聲終於停止後,我抱起查理,抱在胸前,讓他的頭枕著我的肩。他累壞了。從蝙蝠面罩的眼洞,我看見他的眼皮下垂。我看著其他送葬的人魚貫朝停車場慢慢而去。嚴肅的套裝上方綻開了一朵朵色彩艷麗的雨傘。下雨了。
小蜜蜂跟我留在後面。我們站在墳墓旁,瞪著彼此。
「謝謝妳。」我說。
「沒什麼。」小蜜蜂說:「我只是做了別人也會做的事。」
「對,」我說:「只不過別人什麼也沒做。」
小蜜蜂聳聳肩。「外人來做總是比較容易一點。」
我哆嗦了起來。雨越下越大了。
「不會有結束的一天。」我說:「對不對,小蜜蜂?」
「無論月亮不見了多久,總會有再出來的一天。我們村裡的人都這麼說。」
「四月的雨開五月的花。在我老家習慣這麼說。」
我們對彼此勉強一笑。
我手上的泥土並沒有拋進墓穴,似乎也無法放開。兩個小時後,我一個人在廚房裡,這才發現仍握著泥土。我把土放到桌布上,藍色棉布堆起了一小坨米色小丘。等過幾分鐘我再回來,發現有人把它清理掉了。
幾天後,《泰晤士報》的訃聞上寫著在他們已故專欄作家的葬禮上出現了令人動容的場面。安德魯的編輯送了份剪報給我,裝在奶油色信封裡,沉甸甸的,還附了一張白色的問候卡。



好,可是我失去了先生。我大聲說出來,這時一隻困在屋裡的蒼蠅虛弱地朝窗櫺飛。我說:不好意思,我先生死了。我先生安德魯.歐如克,知名的專欄作家,自殺了。而我覺得……
其實我並不知道自己有什麼感覺,我們沒有成熟的語言來表述悲傷。白天我表現得比較好。我當然知道我應該要心力交瘁。我的人生分崩離析。是這個成語沒錯吧?可是安德魯現在差不多死了七天了,而我仍然哭不出淚來,整棟屋子散發著杜松子酒和百合花的味道。我仍在設法感到應有的傷心,仍在鑽探我和可憐的安德魯共度的短暫、混合的一生。尋找拱頂石,破裂之後會釋放出某些痛苦徵兆的回憶。淚水說不定就是在這樣不可思議的壓力下決堤。我的人生像是一頭往下栽,少了他,我不知道怎麼活下去。
很累人,像這樣子探勘悲傷,不確定是不是真有悲傷這回事。說不定只是太早了。目前我覺得一隻困在屋裡猛撞玻璃的蒼蠅還比較可憐。我打開了栓,放它出去,放脆弱又單薄的它回到弱肉強食的世界去。
玻璃另一面的白天散發出夏日的氣味。鄰居拖著腳順著曬衣繩走,朝左邊走了三呎。他把緊身短褲夾好了,現在正要晾襪子。曬好的衣服像是祈禱的旗幟,向白日的眾神請求:我好像搬到郊區了,能有什麼彌補的法子嗎?
逃跑的想法自動闖進心裡,像流氓一樣不請自來。我大可離開,不是嗎?我可以帶著查理、我的信用卡、我最喜歡的粉紅色鞋子,一起搭下一班飛機。房子、工作、悲傷都會縮小成一個小點,拋在腦後。我記得我恍然大悟,帶著內疚的興奮,不再有任何理由?絆住我──遠離我心臟的中樞,被丟在郊外這裡。
可是,生活是不會讓我們任何人逃脫的。就在這時,我聽見了有人敲門。我一開門就看見了小蜜蜂,我愣愣瞪著她好半天,誰也沒開口。過了幾分鐘,我才讓她進門,請她坐在沙發上。黑膚女孩穿著件紅白色夏威夷衫,沾滿了索立郡的泥土。棲息地來的沙發。地獄來的回憶。
「我不知道該說什麼,我以為妳死了。」
「我沒死,莎拉,說不定我死了反倒好。」
「別這麼說,妳的樣子很累,我看妳需要休息。」
一陣沉默,持續了太久。
「對,妳說得對,我是需要休息一下。」
「妳是怎麼……我是說,妳是怎麼熬過來的?妳怎麼到這裡的?」
「用走的。」
「從奈及利亞走過來?」
「對不起,我真的很累了。」
「喔,對,對。妳要不要喝杯……」

我的雙眼是多麼平靜啊,自從非洲海灘的那天之後。既然已經徹底失去過,那麼再多失去一件──比方說一根手指,一個丈夫──我想一點關係也沒有。鏡中我的綠眸寧靜無波──有如一池水,不是太深,就是太淺,激不起漣漪。
我為什麼哭不出來?不出多久我就得要去面對整個教堂的悼客。我揉了揉眼,比美容專家建議的力道還要大。我起碼得讓前來致哀的人看見我睜著一雙紅通通的眼睛。我必須讓他們看見我曾喜歡過安德魯,真的喜歡他。即使在非洲之後,我並沒有真的把愛情這玩意當成永恆,可以用自擬的問卷來測量,要是大多數的答案是B,就表示愛情存在。我拿兩隻大拇指掐進眼皮底下的皮膚。要是我沒辦法讓世人看見我的傷慟,至少我要讓世人看見傷慟對你的眼睛會有什麼影響。
我終於下樓去,瞪著小蜜蜂看。她仍坐在沙發上,閉著眼睛,頭靠著墊子。我咳嗽了一聲,她立刻驚醒。褐色的眼,橘子圖案的絲質靠墊。她朝我眨眼,而我瞪著她,她靴上子仍裹著一層泥。我什麼感覺也沒有。
「妳為什麼來這裡?」我說。
「我沒有地方可去,在這個國家裡我只認得妳和安德魯。」
「妳根本不認識我們,我們只有過一面之緣。」
小蜜蜂聳聳肩。「我只遇見過妳跟安德魯。」她說。
「安德魯死了,我們今天早上要埋葬他。」
小蜜蜂只是眨眼,眼神呆滯。
「妳聽不懂嗎?」我說:「我先生死了。我們今天要舉行葬禮,那是一種儀式,在教堂裡。在這個國家我們都是這樣辦的。」
小蜜蜂點頭。「我知道你們國家怎麼做。」她說。

查理出生後,婚姻生活也降溫了。彷彿那一道閃電就是我們的全部,那道閃電絕大多數的熱力必須歸於孩子。奈及利亞讓降溫的速度加劇,而如今死亡則讓溫度歸零,可是先出現的是我的厭惡,以及我和勞倫斯的外遇。這才是黏著我的心思不放的東西,我這才恍然。安德魯的死激不起哭天搶地的悲痛,是因為他早已一點一滴離開了我。先是離開了我的心,再離開了我的思想,最後離開了我的人生。
真正的悲痛這時候才出現。這份震驚讓我發起抖來,好像我內心深處釋出了什麼震波,盲目地朝表面一寸寸推進。我顫抖,可是卻沒有掉淚。
一整個早上都在忙葬禮,家裡一個人也沒留,應該是太魯莽了吧。趁著我們不在,有些最壞的大壞蛋佔據了月桂樹叢,這時必須以水槍及竹棍強力驅逐,似乎是一宗既危險又吃力的任務。首先小蜜蜂四肢並用,爬著逼近月桂樹,過大的夏威夷衫下襬拖在塵土裡。一旦發現了潛伏的壞蛋,她就得發一聲喊,刺向他,逼他跑向開闊處,而我兒子已經手持水槍等著要給他們痛快的死亡。這兩人這麼快就合作無間了,讓我直感驚訝。我不確定是不是想要他們兩人這麼親近。可是我又能怎麼辦?大步走到院子裡說:小蜜蜂,妳能不能不要跟我兒子做朋友?我兒子一定會大聲要求我解釋,而告訴他小蜜蜂不是我們這一國的,也只是白費唇舌。沒看見他們兩個已經聯手殺了那麼多壞蛋了嗎?
不,不能怎麼辦,否認她,或是否認在非洲發生的事。回憶可以驅逐,甚至可以藉著每天忙著經營一份成功的雜誌、養育兒子、埋葬丈夫,把回憶從意識中遣送出境,永無歸期。可是換作是人,就截然不同了。一名奈及利亞女孩活生生地站在自家的院子裡──政府或許能否認有這種事,要不就以什麼統計上的異常現象來輕輕帶過,可是人卻不能。
我坐在廚房餐桌後,眼睛突然溼潤,從水霧中瞪著以前我的手指還在的地方。我明白時間到了,該是正視海灘那件事的時候了。


海灘的那一天,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女孩隱姓埋名、千里跋涉來到此處,又到底為了什麼? 當莎拉決定追溯回憶、面對事實,令人震驚的「真相」也即將爆發……
寫給離家出走的女兒
喬治•畢夏普◎著
翻牌人
路易斯.薩奇爾◎著
週末
徐林克◎著
巴諾布的呼喚
莎拉•格魯恩◎著
謎樣的雙眼
艾德多•桑伽利◎著
沙漠
勒.克萊喬◎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