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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生涯沒想到

從小我就很會寫作文。 那時候的寫作訣竅,就是無論如何要和「反攻大陸,解救同胞」扯上關係。 如果是國慶感言,那當然沒問題,「明年的今天,我們要把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插在北京的城牆上」,慷慨激昂,也不知道北京到底還有沒有城牆。 寫到郊遊,除了一路好玩之外,後面還要加上「我們要經常郊遊,鍛鍊強健的身體,將來」──沒錯!「反攻大陸解救同胞。」 那如果作文題目是「春雨」怎麼辦呢?「春天到了,到處都下雨,就好像大陸同胞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所以我們要」──還是沒錯!「反攻大陸解救同胞。」 所以我老是全班作文第一名、獲派代表學校參加作文比賽也是第一名……許多年後,看到我兒子的作文成績不錯,就把他讚揚了一番,然後說:「你作文那麼好,是不是因為我的遺傳呀?」 他冷冷的回說:「作文還不簡單?就說謊嘛!」

專愛唱反調

不過上了中學之後,我就沒那麼乖了,反正老師只要出議論文,我就一定跟題目唱反調,題目是「誠實」,我就說人不一定要誠實,不然哪有「兵不厭詐」的說法?諸葛孔明搞草船借箭、唱空城計不也都是不誠實? 題目若是「品德與能力」,老師當然希望我們寫品德比能力重要,我卻偏偏要說人如果只有品德好、卻毫無能力,那對社會一點用也沒有!反過來說,能力強的人能造福自己、貢獻社會,品德上有點瑕疵也沒關係,例如曹操。 國文老師們不知是懶得糾正我,還是真覺得我的作文有趣,打的分數都很高,評語則無非是「文如行雲流水」、「嬉笑怒罵皆成文章」、「眼光獨到見解精闢」,使得年少輕狂的我更加放肆,寫作文時專以唱反調為樂,最後終於嘗到苦果。 那年大學聯考,作文題目是:「曾文正公曰:風俗之厚薄,繫乎一二人心之所嚮,試申其義」──各位比我年輕、考過大學的朋友,你可能連題目都看不懂?幸好你不是遠在一九七三年就考大學了。 而題目我是看得懂的,但我偏說在上位的一兩個人裝模作樣,其實是影響不了大多數人的風俗的,反而是大家心同此理、一起表現,才會造成世風之流行……總而言之就是根本否定曾國藩,也否定這些出題目的老師就對了。 我寫得洋洋得意,放榜時欲哭無淚,國文一百分作文占四十分,我其他選擇題都答對(已核對過標準答案),結果我國文只得六十分,也就是作文零分,因而使我與第一志願台大中文系失之交臂,落入台大圖書館系了是也。 後來轉到中文系,與一位當時負責閱卷的老師談起,他說當時也起了很多爭議:有人認為我那篇文章很有創見、不受拘束、文筆又流利,應該給高分;也有人認為我與題目唱反調,根本是文不對題,應該給零分……投票結果我還是被打了零分,可見得天才真的是很寂寞的。 也許聰明的你會問:改考卷不是都彌封姓名嗎?他怎麼知道那篇是我寫的?當時我也這麼問那位老師,他笑著說所有考生的作文裡,唯一敢和題目唱反調的也只有我一個,那不是我還有誰? 你看你看,我的寫作之路一開始就是如此坎坷,真是不容易呀。

初試現代詩

大二轉入中文系後,我似乎覺得中文系是該學點寫作的,偏偏系裡開的課都是文字學、聲韻學、唐詩、宋詞、元曲、清小說……一門現代文學的課也沒有,更別提學習創作的課了,甚至還有老師說:「把古文學好了、寫好了,現代文學自然寫得好。」 那時候我們每週被「迫」寫一篇古文,我也不知道自己胡謅了些什麼,只記得一首古詩習作:「自君之出矣(後面五個字忘了),思君如電纜,千里一線牽」,又被老師訓了一頓,說古詩裡怎麼能有現代意象(電纜)呢? 於是我就想:那麼古詩裡怎麼會有現代情感呢?沒意思!那我就來寫新詩好了,而且那時有個時髦的名詞,叫做「現代詩」。 我看了《藍星》、《創世紀》等幾本詩刊,讀了洛夫、張默、瘂弦、紀弦、商禽、羅門、蓉子、余光中和周夢蝶等人的作品,心想這種不管平仄、不必押韻、不限字數的「文體」實在太適合我了!根本一點點拘束都沒有嘛! 只要把句子寫成一行一行,看起來有點懂、又有點不懂,就很像一首現代詩了嘛,例如我還記得的: 迤邐在萬燈之上 我們擁有 ── 輝煌的王國 (出自苦苓〈緊偎著淋淋的雨意〉) 你若要問我是什麼意思?我大概只能跟你說「就是看夜景」吧!看夜景幹嘛不好好說,要寫成這樣?詩嘛。 那時候大陸叫「朦朧詩」,台灣叫「現代詩」,我倒覺得應該叫「晦澀詩」,作者競相以晦澀為能事,讀詩如猜謎,大家各自體會、各自解說、再各自模仿,互以為樂,正是後來被批評為「金童寫給玉女看」的現代詩。 香港有個《詩風》月刊,辦了一個「十週年紀念詩獎」,我剛好寫了一首比較長的詩,就寄去參加,就被唯一擔任評審的楊牧老師,將我的作品評為第一得了此獎,雖然獎金微薄(還是沒有?我不記得了),但總是一個聲名,而那首詩你若問我寫什麼,我老老實實告訴你我真的不知道,也許有機會你問楊牧老師,他說不定智慧高知道我在寫什麼。 既然大人們都有什麼「藍星詩社」、「創世紀詩社」、「現代詩社」,那我們這些年輕的大學生也該如法炮製,何況堂堂台大怎麼可以沒有現代詩社?於是我和羅智成、楊澤、廖咸浩、方明、天洛等人就籌畫成立台大現代詩社,而且恭請當時外文系主任、文學評論大師顏元叔先生擔任社團指導人,大張旗鼓,很有幹一番事業的企圖。 詩社成立當晚,全員到齊,還拉了不少學弟妹助陣,「外面」的詩壇前輩如羅門等也來了幾位,反而是指導老師顏元叔姍姍來遲,上台致詞:「我知道你們搞這個詩社,找我當指導老師,就是為了好讓校方通過成立,現在詩社也成立了,我的階段性任務也完成了,再見!」說著人就像風一樣的走了,全場愕然,不過既然詩社如願成立,我們也算是拉幫結派成功,值得慶賀了。 再來的任務就是多拉些女生入社了,要不然幾個男生我看你、你看我,哪裡會有什麼靈感?又要從何處去尋找謬思呢? 這個任務當屬高大英俊的羅智成(其實廖咸浩比較帥,但太斯文,沒有羅的猖狂),之後他就常在文學院的草地上、白千層的樹蔭下,讓一群女生圍繞著聽他講詩,他還把這些女生叫做「我的天使」,而且還派了一個女生「管理」她們,她叫做「天使長」。 除了天使們,還有一個很漂亮的哲學系女生也來參加,其他非我詩社的男生自然很不開心,紛紛質問她又不寫詩甚至不寫作,憑什麼參加我們詩社?我們幾個男生正待辯解,卻聽她嬌滴滴的說:「我用我的生活寫詩啊!」當下眾人無話可說,詩社諸君大樂。

第一本著作

既然寫了詩當然希望有人看,我們又不像羅智成有那麼多「天使」聆賞他作品,而現代詩除了幾個詩刊根本無處發表,但我們所熟悉的詩刊又是詩壇前輩自創的同人誌,豈容我等輕易「染指」? 那麼再接再勵,辦一本《台大詩刊》如何?好啊!錢呢?沒有!──咦?六個字就讓幻想破滅了,年輕人的夢想果然是非常的泡沫呀! 我心生一計,剛好有位學姊在練隸書,我就把幾十首詩都交給她、做為她「練習」之用,一行行寫出來,那些字比印刷體還漂亮,就省下了排版費,再去找學校附近那些專印校刊、系刊的小印刷店,討價還價,縮衣節食的,一本《李白的夢魘》,我的處女座就此出版了。 雖然出版了但無處發行,一家家書店去問,連讓我們寄賣個一、兩本都不肯,除了簽名送給前輩「指正」的幾本之外,剩下的四百多本(共印五百本,最基本量)堆在小小的宿舍裡,真不知何去何從? 好在詩社招來了不少學弟學妹,那我就耍老大、要求每個人拿個三本、五本去賣賣看,甚至和別的學校詩社聯誼時,也找他們的「新秀」幫忙賣賣書,好像成大的邱一新、北醫的侯文詠也都受過此害──當然他們當時是敢怒不敢言啦!十幾年後再碰到我才敢大聲抱怨。 出了詩集,我卻不想當詩人了,尤其是「這種詩人」。

社會寫實觀

「能忍,就忍住看。」──這是陳映真小說〈麵攤〉的第一句,我這一生都不會忘記。 因為那是我第一次看到所謂「社會寫實」的作品,不像以前看的傷春悲秋、或自己寫的不知所云,總之是「不食人間煙火」的作品,我在心中驚歎:「啊,原來文字是可以跟社會、跟人民如此貼近的。」 另一個更大的震撼是:陳映真的小說居然是禁書!我是跟學長借的,為了想保存而去影印時,連影印店的老闆都緊張兮兮的──真慶幸那個時代已經一去不回了! 從此閱讀「禁書」之門大開:從魯迅到老舍到巴金到茅盾到沈從文,以及國內的李敖、柏楊,我逐漸發現了「為民喉舌」的另一種文學觀,這當然也大大影響了我的寫作趨向:我開始寫一些「知道民生疾苦」的散文了。 結果出版的第一本散文叫《只能帶你到海邊》,卻在擔任某一個文藝營導師時,被團員們用來朗誦詩歌:「……只能帶你到海邊,哦,不能帶你到房間」引來哄堂大笑,但這本書的確幫我打開了從事「社會寫實、關懷人性」的另一扇創作大門。 連帶著原來寫的詩也受了影響,我竟然寫起「政治詩」來了,這很夠「反動」吧?所以那一陣子出的書,不是叫《禁與愛》、就是叫《每一句不滿都是愛》,甚至直接命名《苦苓的政治詩》,裡面的第一首詩就叫〈總統不要殺我〉──沒錯!在威權戒嚴時代,我想挑戰一下「禁忌」與「紅線」,問題是在台灣,根本沒有人理會文學,搞了半天,好像只是自己在「寫爽」的而已。 就像劉克襄的名句:「十六歲就參加國民黨,彷彿是生平最丟臉的事」,大家都咋舌叫好,但「有關單位」相應不理,想是料定「詩」對「民眾」毫無影響力可言吧! 反正「方針」既定、「路線」鮮明,我開始以一個文學上的反對者自居,對社會的不公不義,對政府的高壓統治,對人民的憤怒與痛苦,都成了我作品中的重要元素,當然,能順利發表的機會就更少了,你覺得《中央》副刊、《新生》副刊、《幼獅文藝》、《中華文藝》等等會「膽敢」刊出這些作品嗎? 我卻毫不在乎,帶著濃濃的使命感,繼續寫我的政治詩、社會散文,乃至直接批評時政的雜文,心裡信奉著一位諾貝爾獎得主的話:「一般人如果遭逢不公不義而沉默,那可能是不得已;但作家如果遭逢不公不意而沉默,那就是撒謊!」 這股力量讓我堅持下去,直到「小」禍臨頭。 之前在〈教書生涯沒想到〉裡我提過:因為在中學任教,我也寫了不少批判教育制度、校園亂象的散文,如《校園檔案》、《老師有問題》等等,雖然從來沒有像李敖、柏楊的書那樣被公然查禁,但校長也「好心」的給我看過公文:各級學校裡禁看我那兩本書,不得擁有、散播、流傳、借閱……我心中大怒又大喜──怒的是言論自由遭到剝奪,喜的是「總算有人聽到我的聲音了」,管他們愛不愛聽! 但這樣越寫下去,就越覺得「狗吠火車」的無力,不如全力撰寫抨擊時政、批評政客、揭發黑暗、挑戰威權的雜文,那時全台灣也彌漫著一股「革命無罪、造反有理」的呼籲改革的氣息,不少原來寫著風花雪月的年輕作家,也紛紛加入「反對者」的陣營,來勢洶洶,不可遏抑。 甚至在這期間發生了「美麗島事件」、「陳文成事件」、「林宅血案事件」、「鄭南榕自焚事件」等等,一時間社會上風聲鶴唳,寫作者雖然不是站在第一線,但畢竟也是搖旗吶喊之輩,心中也有幾許惴惴不安,而國民黨的文工會又紛紛對作家們做工作:有威脅、有恐嚇、有利誘、有招安……就連我替黨外雜誌以「托斯基」之名寫的政治笑話,雖然每週由專人以神秘兮兮的方式交稿(請參考《請勿對號入座》一書),還是沒多久就被他們「破獲」了。 而這些算不上是文學、而且朝生暮死(例如我曾為文痛批當時新聞局長邵玉銘,而今伊人安在哉?)的文章,到底有沒有意義呢?「同志」們也經常聚會討論、爭辯不休,結論是「或許沒有文學價值,但有社會意義!」 既然如此,只有鼓其餘力、繼續衝撞體制了。

改玩極短篇

好在政府總算從善如流,陸續解除黨禁、報禁,也解除了戒嚴和動員戡亂,甚至中央民代和總統都直選了──年輕的朋友一定難以想像:這些你們認為理所當然的權利,都是許多前輩以血淚汗水換來的,當然作家們除了先前被抓的李敖、柏楊,後來被捕的王拓、楊青矗之外,大多還是安然無事的,而且經過「鄉土文學論戰」的一番大洗禮,大家也不再需要以「勇敢」做為作品評價的標準了。 詩、散文、雜文都「玩」過了,再來「玩」什麼好呢? 其實我最羨慕的還是寫小說的人,我覺得小說的創作者簡直可比上帝:他創造了各種不同角色,再安排各自相異的命運,編譜出一齣齣動人的劇情──當然也有當上帝失敗的,結果角色遭遇無法交代、甚至半路「失蹤」的,但大致來說,我還是覺得寫小說是非常過癮的。 而最不過癮的是:我好像不太會寫小說,只要人物一多、篇幅一長,我就前言顧不了後語、牛頭對不上馬嘴,只好望稿紙興嘆、匆匆停筆,乖乖去看別人的小說大作了。 幸而天助我也,好像是《聯合報》首創了「極短篇」這種文類,打破了從前動輒七、八千、甚至一、兩萬字才算小說的觀念,可以用一、兩千字甚至不到一千字,就能寫一篇言簡意賅、短而動人的故事,這,這豈不太適合我了嗎? 於是我全力從事這種「輕、薄、短、小」的極短篇小說創作,而或者正處於「輕、薄、短、小」當道的時代,大家越來越不耐煩什麼長篇鉅著,反而對這些小而精、小而美、小而有力的「小東西」倍加青睞,在讀者大眾的行動鼓舞之下,我出版了一本又一本的「極短篇」小說,也正式步入了「暢銷書作家」的行列,各大書店每年最好賣的一百本書裡,我好歹也要占上個十本、八本的。 也一直到這個時候,我才知道原來寫作也可以是一個賺得到錢的行業、是一個可以賴以為生的工作,講得再露骨一點,是一個可以名利雙收的事業。 雖然如此,我仍然不能忘情於「真正」的小說創作,於是也陸陸續續寫了幾篇,自己沒有很滿意,朋友看了只笑笑(客氣的微笑),報刊倒還願意登(看在我的名氣吧!),但出版成書後,果然「讀者的眼睛是雪亮的」,銷路也就一般般而已,隱約在告訴我「此路不通」。

為讀者而寫

而回首來時路,我竟然也不知不覺得寫了三十幾年了,面對著自己五十餘本的著作,到底寫作對我有什麼意義呢?是謀生的手段?是求名的捷徑?是盡社會的責任?是抒發自己的所感?──我想都有一些,但最最重要的,還是和讀者的交流:當讀者從我精心構建的文字中「回溯創作」,逐漸明白了我這麼撰寫、那麼安排,其實是有什麼樣的用意與苦心時,當他們用寫信給你回饋(那時還沒有「按讚」),用買書給你肯定、用蜂湧來聽演講給你讚譽時,你才感覺到長年坐在書房前,弄得自己姿勢不良、脊椎側彎、手指長繭、經常失眠的種種毛病,「還是值得的」! 紀德說:「文學是因讀者而存在的」,如果心裡沒有讀者,那何必寫出來、印出來給人看?自己寫日記就行了。不用害怕「通俗」!昔日的通俗如《紅樓夢》如《三國》如《水滸》如《西遊》,哪一個不是因為「非常通俗」而成了今日的經典?也不用擔心自己「討好讀者」,讀者是討好不來的,否則人人學金庸學三毛,還會有人的書賣不掉嗎? 問題是:你不是金庸,也不是三毛,你就是你自己。 以文學中的自己打動別人,這就是寫作最大的滿足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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