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戰勝國與戰敗國、審判者與被審判者,
不論哪一邊,都是自己的同胞?!
【作家‧書評人】佛洛阿德‧【文化大學新聞系兼任講師/作家】馬西屏‧【天下雜誌日本館出版部總編輯】莊素玉‧【淡江大學前日文系主任兼所長】彭春陽‧【名作家】張國立等15位各界名家重量級推薦!(依姓名筆劃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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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是非善惡的界線逐漸混淆,
當手足夫妻的情分崩裂瓦解,
生命中到底還剩下什麼可以相信?
「如果你和你的親人所擁護的一方互相敵對,你會怎麼做?」
賢治曾在戰俘營被審訊官問到這個問題,當時他無法回答,如今這個苦澀的難題卻似乎就逼到眼前了!成為美軍少尉的賢治被派往南太平洋,而大弟忠卻加入了日本軍隊,他只能祈禱命運不會如此殘酷地讓他們親兄弟在戰場上相遇……
相形之下,賢治的大學同窗查理似乎不必承受這麼多掙扎。他從一開始就努力擠入白人行列,即使心愛的梛子因此和他離婚也沒有任何猶豫。直到那朵可怕的蕈狀雲在廣島上空爆裂,他才對這一切感到憤慨,並掛念起梛子的安危。
所幸梛子奇蹟似地毫髮無傷,且巧遇離開戰場的賢治,兩人之間的愛苗也悄悄萌生。面對漸行漸遠的妻子,賢治固然充滿罪惡感,但更令他為難的是被分派的新任務──擔任軍事審判法庭的語言督導官,負責訂正通譯官的錯誤。這將是伸張正義的機會,還是難以承受的壓力?……
什麼是正義?怎樣才算公平?當戰勝國和戰敗國都是自己的祖國,審判者和被審判者都是自己的同胞,夾在中間的賢治,也被推入了矛盾的深淵。「日本的文學良心」山崎豐子以千鈞筆力寫出了這部氣勢磅礡的感人大作,深刻呈現出時代巨變下小人物的無奈與悲哀,以及被迫必須做出選擇的困境,印證時局,也讓我們如今讀之,依然感同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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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雜誌日本館出版部總編輯】莊素玉
【導讀】
立場的選擇──兩個祖國
【名作家】張國立
人生是由一連串的選擇所組成的,一如好萊塢電影「聖戰奇兵」裡,當印地安那.瓊斯進入佩特拉山谷,尋找神秘的聖杯時,守護的聖殿騎士對他說,耶穌曾用其中一個杯子喝水,至於是哪一個,就得由瓊斯去選擇了。那名蒼老的騎士這麼說:
「But choose wisely, but while the true Grail will bring you life, the false Grail will take it from you。」(聰明地去選擇,真的聖杯會賜你生命,假的則會奪走。)
《兩個祖國》便由選擇串成,一對日裔美國人的兄弟,賢治與忠,在太平洋戰爭發生時就面對選擇,忠決定回日本,參與他所相信的「祖國聖戰」,賢治也同樣,加入了美軍,同樣是「祖國聖戰」。
在人類最殘酷也最重要的這場大戰之中,賢治與忠的選擇,與善惡、是非無關,只是單純地相信所選擇的立場罷了。一如《賽德克.巴萊》裡花岡兄弟最後的選擇,他們當初在日本占領之下選擇了接受教育,同時也以提供族人教育機會為目的,可是當「出草」行動展開時,他們得再次選擇,究竟當日本人或當賽德克人?原來環境迫使我們去做選擇時,是最可怕的選擇。
人在大環境下,才發現自己是如此的渺小,被逼到邊緣,被迫選擇立場,那麼做了選擇之後又如何呢?賢治留在美國,在軍中因為黃皮膚受到懷疑,必須做更大的努力才能使長官與同僚相信他是「我們這邊的」。忠選擇了日本,來到菲律賓戰場,不論多努力,卻依然受到排擠,因為他終歸是美國回來的,「他們那邊的」。
小說不停地提出選擇的問題,而選擇也並非單純的是非題,兩名前關東軍的高級軍官在東京大審時擔任蘇聯的證人,作證日本主動發起侵俄戰爭。他們的背後是自己的生命,與其他被蘇聯控制的日軍同僚,若承認日軍主動侵略蘇聯,他們會成為祖國的歷史罪人,若不承認,則可能斷送許多同僚的生命。
在永遠與現在之間做選擇,才是最大的磨難,不能要求每個人都是岳飛或文天祥,聖人的標準實在太高,太遙不可及。
想到我父親那個時代一位長輩的故事,抗戰期間他在汪精衛的偽政府當公務員,勝利後因漢奸罪被逮捕,因為官卑職小,沒有被判重刑,一年多後出獄,背上卻仍刻著隱形的「漢奸」兩字,既然有家歸不得,就在家人籌措旅費的支助下去了香港,幾十年後成為相當成功的商人,可是終其一生,都不曾提過他以前的經歷,過得很低調也很神秘,一個沒有過去的老人。
直到他死前,才對子女說出他不堪回首的抗戰經歷,他的遺言是:
「那時我只是想保住工作,賺錢養家而已,你們別怪我呀。」
不幸,選擇錯誤的代價這麼高昂,直到死了才得到解脫。
是非與善惡之外,選擇立場就成了我們生活中的大學問,每個人在職場中都遇過程度不同的狀況,「你是誰的人?」奇怪,我不是公司的人嗎?不,問的是,「你是誰的人?」
別以為這個問題不重要,連蔣經國也面對過,於是他回答,我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
這個回答理論上能成立,可惜在當時台灣的環境裡,他仍被罵,滑頭。
於是當你在公司的某個決定上,做了選擇時,代表的絕不僅是支持某個提案,而是,你選擇了某個派系、某個人,間接選擇了你在公司裡的前途。
這樣有道理嗎?當然沒道理,不過,這就叫做現實。
賢治與忠這對兄弟,在選擇中成長,各自有堅持,也各自有其信念,戰後幾乎形同仇人,唯有他們的父親發出無奈的嘆息:
「沒有人可以感受到我的心情,勇為了美國而死在戰場上,賢治,你和忠又分別加入美軍和日軍對戰,如今,忠又成為美軍的俘虜──這個世界上,還有其他父親像我一樣嗎?」
賢治與忠的處境,一旦和小說中出現於東京大審的溥儀相比時,又顯得相對幸福了。溥儀三度當皇帝,第一次時才三歲,沒有選擇的機會,是被慈禧抱上龍椅的。第二次是一九一七年,也才十一歲,辮子軍大帥張勳將他重新拱上皇位,也沒有選擇機會。第三次,他已二十六歲,被關東軍說服去東北當滿洲國皇帝,原本有選擇,例如許多人勸他放洋念書,他選錯了,溥儀真正悲傷的人生由此開始。
忠在戰前回到日本,可以感覺得出他有理想,有抱負。賢治留在美國,顯然較妥協、保守。於是當美國成為勝利的一方時,賢治的選擇是聰明的,忠則選得愚蠢。小說透出濃濃希臘悲劇似的宿命論,老天賜我們選擇權,卻絕不保證選擇的後果。若真的有神,神是那麼地陰險與狡猾,表面上將是與非劃分得如同楚河漢界,實際上卻曖昧不明,更令我們遺憾的,祂不為是非的結局負責。
回到老聖殿騎士對印地安那.瓊斯講的那句話:聰明地去選擇。
啊,選擇時要的不是智慧、信念、直覺,而是聰明。
《兩個祖國》的中冊,進入二戰後的東京大審,賢治因為英日文俱佳,而擔任口譯的督導官,作者利用在現場的他,於小說中還原大審的過程,人性赤裸裸攤在法庭上,更是書裡精采的部分。
山崎豐子用小說,敘述出非常個人的歷史觀,也使大家有機會再接觸那個混亂的時代。歷史無法說清的,小說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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