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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貳。繁花如夢
茱麗醒來時頭痛欲裂，一時以為自己回到了澳洲的家。她不催促自己起床，懶洋洋地，任自己沉溺於那股甜美的錯覺。直到她不得不轉動了身子，瞥見了角落擺著那只黑底紅漆的中國櫃子。
喔，她在香港。
她沒有意識到自己輕輕嘆了口氣，隨手從床頭櫃抓了窗簾的遙控器，朝窗口的位置按下開關。這棟豪宅的一切裝置不是全自動就是半自動，大門、車庫、冷氣機、電視機、音響乃至於電冰箱、電燈、咖啡機，住在這裡的人似乎不可以用手直接碰觸任何物品，而應該優雅地坐在沙發或躺在床上就能用小小遙控器讓整間房子運作。為了不搞丟各種形狀型號尺寸的遙控器，她買了無數個小籃子放在各個房間，還用小標籤寫下它們的功能，以防有天急起來會錯拿咖啡機的遙控器去開車庫門。
放下遙控器後，縫了雙層擋光布的窗簾隨即在她眼前徐徐敞開，彷彿舞台的布幕緩慢拉起，南中國海四季不分的耀目陽光立刻爭先恐後地衝進了房間，香港那顆美麗的東方之珠就這麼輕巧地縱身躍入了窗口，光彩懾人，風姿綽約，嬌媚地窩在蔚藍海洋的臂灣裡，在太陽下閃閃發亮。
她第一次從澳洲飛過來時，正好在夜晚進入這座城市的領空，從天空往下瞧見那座光芒鑠亮的城市，燦爛如鑽，輝煌壯麗，彷彿一座寶山漂浮在天與地之間。一個小島以最大密度包容了竹林般爭先入雲的摩天大樓，樓與樓之間互相以橋相連，車子在路上跑，人們穿梭於半空的天橋，就像義大利小說家卡爾維諾的那本書《看不見的城市》裡，馬可波羅跟忽必烈大帝所說的那個築在半空中的城市。之前，她所知道的世界是廣大寧靜的海灘，深不見底的野林，幢幢獨立的低矮房屋，到處亂跳的袋鼠與自由飛翔的海鳥。她唯一的嗜好是週末去邦黛海灘吃午餐，跟女友逛著那些總在打折的成衣店，鎮日穿著牛仔短褲和夾腳拖鞋，不知道世界在流行什麼，而今活在香港的她買一雙簡單的鞋，都跑不掉要價五百美金。每天起床，看著一個美麗港灣就在腳下，卻不曾因為一時興起而下海游泳，因為在香港，海洋只是一個概念，應該從自家客廳的落地窗台或私家遊艇的甲板上加以欣賞，而不是像在澳洲雪梨一樣讓人天天去遛狗、散步或慢跑用的。
昨晚的香檳酒仍在她的腦子裡冒泡，讓她下床時幾乎失去平衡。又是一個不知所云的社交夜晚。一堆高跟鞋，一堆黑領結，一堆酒杯，一堆鑽石，讓她眼花繚亂，難以招架，等她回家時，誰的名字、誰的臉孔、誰的職稱還是誰的國籍，她統統連不起來。她永遠也記不住。她不知道自己為何要跟這些她以前從未謀面、以後大概永遠也不會碰面的陌生人瞎攪和一個晚上。她相信那些人跟她處了一個夜晚之後，也在思考同一個問題。但是，週末復一個週末，這類聚會總是不斷被舉行，所有人仍會希望自己被邀請，大家還是會穿上他們重金買下的當季華服和鞋履，帶著他們的配偶孩子，裝上他們的標準笑容，周旋於一群虛情假意的陌生人之間，諂媚他們，也讓他們諂媚自己。
因為他們以為他們在這種聚會上見到的不是人，而是錢。她隔壁的美國鄰居莎拉曾經這麼告訴過她。見了錢，誰不會拚命微笑。這種微笑來得急去得也快，比她早來香港兩年的莎拉說，一旦他們發現你沒錢，他們的人會比他們臉上的殷切微笑閃得還快。
她想要喝杯咖啡。但她不想撞見她的菲律賓女傭蘿莎。 自從復活節週末那個意外之後，她們之間的關係更緊張了。
幾個禮拜以來，她一直在躲她自己的女傭。她怕蘿莎，怕蘿莎那雙黝黑的眸子充滿怨毒，像一個陰魂不散的咒語尾隨她到屋裡的各個角落。每次，她跟蘿莎商討家務的安排，蘿莎雖然嘴角勾著笑，雙眼卻不客氣地緊緊瞪著她，眼神深處充滿了強烈的不同意。蘿莎從來不直接拒絕她的要求，但擺出一種熱心的態度給她忠告，彷彿在向一個孩童解釋為何她不該吃糖因為糖對她的牙齒不好一樣，好聲好氣地否決茱麗的提議。茱麗翻了翻白眼，是，她把我當孩子哄呢。我們這些鬼佬到了亞洲，什麼語言都不會說，什麼食物都不能吃，什麼街道都不懂認，只能仰賴這些傭人的幫助。我們是她們的衣食父母，她們卻是我們生活上的父母，照顧我們吃睡拉撒，耐心教導我們認識當地禮俗，她們教育了我們，卻也操控了我們。因為他們引導我們該做什麼的同時，也成功阻擋了我們做他們不願意我們做的事情。
在這個屋子裡，蘿莎才是真正的主人。茱麗要作任何事情都要經過蘿莎的允許，譬如幾點開飯，何日洗衣，幾時喝茶，不能進這個房間因為蘿莎還沒有整理好，先吃這些臘腸因為蘿莎還沒有時間去買新鮮的豬肉，不要喝加了一堆冰塊的可樂因為蘿莎說對身體不好。她無能反抗蘿莎的安排，因為蘿莎掌控她的生活。在蘿莎面前，她退化成一個沒有獨立生活能力的青少年。
她先開一條細細的門縫，察看外頭的動靜，整間公寓靜悄悄地，只剩下冷氣機沉重的呼吸聲。蘿莎似乎出去了。她這才打開房門，輕手輕腳地溜進廚房。
剛剛把咖啡粉裝進機器裡，門鈴響了。她猜都不用猜，就知道是隔壁的莎拉過來找她。只有莎拉會不事先打電話就直接殺上門來。莎拉也去了昨晚的宴會，現在她一定是來聊是非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