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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認識的張愛玲 鄺文美
最近張愛玲所編的一齣電影「情場如戰場」在香港上映，一連三週，盛況空前，突破了年來國語片的最高賣座紀錄，使人不得不承認：「名家的作品，到底不同凡響！」 這樣一來，這位早已擁有大量讀者的女作家，又引起了各方面濃厚的興趣。「張愛玲到底是怎樣的一個人？」許多人好奇地問。
十五年來，我一直是她的忠實讀者。她的作品我都細細讀過，直到現在，還擺滿案頭，不時翻閱。但是老實說，在認識她以前，儘管我萬分傾倒於她的才華，我也曾經同一般讀者一樣，從報紙和雜誌上得到一個錯誤的印象，以為她是個性情怪僻的女子，所以不免存著「見面不如聞名」之心。直到幾年前我們在一個偶然的場合中相識，一見如故，後來時常往來，終於成為無話不談的好友，我才知道她是多麼的風趣可愛，韻味無窮。照我猜想，外間傳說她「孤芳自賞」，「行止隱秘」，「拒人於千里之外」……很可能是由於誤解。例如，她患近視頗深，又不喜歡戴眼鏡，有時在馬路上與相識的人迎面而過，她沒有看出是誰，別人卻怪她故作矜持，不理睬人。再者，她有輕性敏感症，飲食要特別小心，所以不能隨便出外赴宴。不明白這一點的人，往往以為她「架子很大」。再加上她常在夜間寫作，日間睡覺，與一般人的生活習慣迥異，根本沒法參加各種社交活動，這也是事實。我相信「話不投機半句多」這種感覺是任何人都有過的。在陌生人面前，她似乎沉默寡言，不擅辭令；可是遇到只有二三知己時，她就恍如變成另一個人，談笑風生，妙語如珠，不時說出令人難忘的警句來。她認為「真正互相瞭解的朋友，就好像一面鏡子，把對方天性中最優美的部份反映出來。」
張愛玲的人生經驗不能算豐富，可是她有驚人的觀察力和悟性，並且懂得怎樣直接或間接地在日常生活中抓取寫作的材料，因此她的作品永遠多姿多采，一寸一寸都是活的。舉一個實例：我記得她離港赴美的前夕，曾叫我陪她到皇后大道去買些零星什物。當她揀好一隻鬧鐘叫店員包裝時，我無意中說了一句，「倘使等一會我們坐電車回去的時候，這鬧鐘忽然響起來，吵得滿車的人都朝我們看，豈不滑稽？」她笑起來，說這倒是極好的戲劇資料。幾個月後，我讀到她從美國寄來的《人財兩得》電影劇本，看見劇中男主角的鬧鐘竟在不應該響的時候響起來，鬧出許多笑話，再想起這些噱頭是怎樣產生的，不禁拍案叫絕。
在題材方面，她喜歡寫男女間的小事情，因為「人在戀愛的時候，是比戰爭或革命的時候更素樸，也更放恣」。她覺得人在戀愛中最能流露真性，「這就是為什麼愛情故事永遠受人歡迎──不論古今中外都如此。」 她的寫作態度非常謹嚴，在動筆以前，總要再三思考，把每個角色都想得清清楚楚，連面貌體型都有了明確的輪廓紋，才著手描寫。否則她說，「自覺心虛，寫出來就不會有真實感。」 怪不得她筆下的人物，個個都活龍活現，有血有肉，呼之欲出。在行文運字上，她是極其用心的，寫完後仍不惜一改再改，務必達到自己完全滿意的地步。有時我看見她的原稿上塗改的地方比不塗改的地方還要多，一大行一大行藍墨水，構成很有趣的圖案。
像所有偉大的藝術家一樣，她總在作新的嘗試，從來不走舊路，也不摹倣別人。她的作品細膩而精鍊，具有一種特殊的風格，有些人稱之為「張愛玲筆觸」。近年來摹倣她這種風格的人倒也不少。有一次我問她對此有何感想。她很幽默地回答，「就好像看見一隻猴子穿了我自己精心設計的一襲衣服，看上去有點像又有點不像，叫人啼笑皆非。」
一般人總想，寫小說的人，編出來的劇本多半是能讀不能演的。以前我沒有看過張愛玲編的戲，因為當日她的「不了情」和「太太萬歲」在上海公映時，我還沒有養成看國語片的習慣。所以前一陣我聽到「情場如戰場」即將上映的消息時，多少有點擔心。但是這部片子優先獻映那一夜，我親眼看到她筆下的角色一個個以生動的姿態在銀幕上出現，親耳聽到那些流利俏皮的對白所引起的良好反應（滿院不絕的笑聲，簡直像美妙的音樂），我非常高興她的心血沒有白費。當初她希望演員們一個個「渡口生氣」給她的劇本，使它活過來。這個願望終於實現了。
張愛玲赴美後的近況，是許多讀者所關心的，我可以在這裡簡單地說幾句。她到了美國之後，最初住在紐約，後來有一段時期住在紐哈姆夏州的一個「作家樂園」（MacDowell Colony），當地環境絕佳，湖山環抱，松林在望，風光如畫。《情場如戰場》和《人財兩得》兩劇就是在那邊一所古雅的房子裡完成的。幾月前她寫完第三本英文小說Pink Tears〔《粉淚》〕後，接著就替電影懋業公司編寫第三齣電影，暫名《拜倒石榴裙》 。目前又在籌劃另一新劇。
她嗜書如命，也是個徹頭徹尾的「紅樓夢迷」，甚至為了不能與曹雪芹生在同一時代──因此不能一覩他的丰采或一聽他的高論──而出過「悵望千秋一灑淚，蕭條異代不同時」的感慨。在這一點上，我覺得我比張愛玲幸運，因為「在千千萬萬年之中，時間無涯的荒野裡」，我能夠不遲不早的遇見了她。雖然現在我們遠隔重洋，再也不能促膝談心，但是每過一陣我能夠收到她的長信，讀到她的新著，看到她編的電影……無論如何，這總是值得感謝的事。
──初載於《國際電影》第二十一期，一九五七年七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