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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禹治水 掌握實質性權力
所謂「權力」，說得直白點，就是你可以讓別人去做他不喜歡做的事，比如主管有權要求我們加班，國家有權向個人徵收財物做為稅款。這就是權力的實質，也是權力的可怕之處。
掌握權力，光靠一紙委任、一個圖章是遠遠不夠的。這個話題，咱們需要從四千多年前的大禹治水開始說起。
我們都知道「大禹治水，三過家門而不入」的典故，也知道舜把權力禪讓給大禹，然後禹傳子開始了家天下的模式。事實上，從古至今，權力永遠也不會這麼輕鬆就可以獲得。大禹治水的過程，本身就是一個逐步掌握實質性權力的過程，沒有這個過程，永遠不要奢望別人會把權力主動交到你手裡。
在四千多年以前，中國北方的地理環境，和我們現在看到的樣子完全是兩回事。那個時候全球平均氣溫比現在要高二到三攝氏度，西北地區到處是原始森林，河南省遍地跑著犀牛和大象，北京二環能看見野生鴕鳥，黃河裡游著兩三米長的大鱷魚……氣候溫暖濕潤不缺水，不但不缺，而且還經常發大水。現在考古發現的遺跡，基本都和古代的文獻對應得上，由此我們可以斷定，當時確實發生過大洪水。
所謂「大禹治水」，其實就是對黃河的全流域治理。因為局部河段整治根本防不住大洪水，現在也是如此，所以政府才設立「國家防汛抗旱指揮中心」。黃河全流域治理即便是放在現在，也絕對是國家級的大工程，而在四千多年以前，這個工程更是需要集中華夏族的全部力量才能搞起來。
當時還沒有國家的概念，人們都是以部族為單位湊在一起過日子。大禹既是黃河全流域治理的總指揮，也是他自己部族的首領。在治水過程中，大禹肯定要協調沿河的各個部族，於是就建立了最早的上下級服從體制，所有部族都必須聽大禹的命令；參與治水的這些人肯定要脫產，他們的吃喝就只能靠其他人來保障，於是產生了最早的稅收；治水過程中肯定會遇到不服管的部族，管不服就得開打，於是大禹就建立了最早的常備軍；要治水肯定得勘察地形，這一趟下來，等於是做了最早的國土普查；勘察完了，為了便於管理，大禹把這些土地分為九州，這就有了最早的行政區畫；治水過程中肯定會有不少人偷奸耍滑，既要懲治這些人也要為其他人立規矩，於是就又有了最早的司法體制；大水退了之後，需要重新畫分土地搞災後重建，於是有了最早的土地所有制度── 井田制。
大禹治水一共治了十三年，十三年下來，大禹不光治理了黃河，建立了威信，也在自己手裡形成了一個完整的政權體系。這套體系包括職業官僚、手工匠人、職業軍人等，這些人都不再下地種田，他們的生存完全依賴大禹手中的這套體制。當大夥都依靠你才有飯吃的時候，你就已經掌握了一部分實質權力。這就好比現在的一個團隊，其中總會有幾個技術方面的靈魂級人物，一旦離開他們，很大一部分項目將進行不下去。在這種情況下，無論他們名義上是什麼職務，實質上的發言權往往都會多過其他人。反過來，從團隊負責人的角度來看，應該儘量避免團隊的生存完全依賴一個靈魂人物，最好是能保持兩到三個技術核心人物，否則負責人就會面臨名不副實的問題，管理必然會出現混亂，於人於己這都不是好事。當然，這種「強者」太多，也同樣不利於團隊運作，這一點我們日後會說到。
除此以外，在治水的過程中，大禹也擁有了自己堅定的政治盟友── 伯益部族，這個部族的後代我們應該非常熟悉，就是他們建立了大秦帝國。
大禹和他父親鯀能指揮治水，除了個人才智之外，一個最重要的因素就是禹部族是當時最強大的部族之一。伯益部族在實力上與禹部族則不相上下，而牢固的基本盤和牢固的同盟者，恰恰是實質性權力中至關重要的組成部分。
如今西方國家的總統大選經常搞得充滿懸念，可是資助這些政治家的大財團，翻來覆去其實就是那麼幾個。萬變不離其宗，這些大財團之間往往有比較穩定的同盟關係，這其中的道理其實是一樣的。大財團的掌控者們未必會在政府中擔任什麼職務，但這並不妨礙他們對國家事務施加影響力，做官對他們來說不過是個手段問題，做不做完全看具體的需要。
在職場，必要的人脈和盟友對權力而言也同樣是必不可少的。眾多空降下來的管理者，如果缺乏自己的基本盤和盟友，那麼必然會導致權力難以名實相副。
一直以來，說到禪讓，我們都會覺得這是一個近乎理想的權力交接過程，其實真實情況遠沒有這麼美好。有人的地方必然就有政治，有政治就必然有鬥爭，從古至今，這一點從未改變過。舜帝並不是在治水完成以後就主動讓賢的。那個時候帝王是靠各部族公推出來的，有點類似於現在的選舉，只不過那時是以部族為單位來進行投票的。大多數部族都選擇了支持大禹，這才有了後面的禪讓。而這個支持，正是由於在此之前大禹已經掌握了實質性的權力，可以影響到各部族的利益得失。
治水成功以後，大禹隨即在會稽山召集諸侯，由他來主持祭祀天帝。在古代，組織祭祀是權威性的體現，其實現在也一樣，農村祭祖，主祭的肯定是家族裡最有威望的長輩。當時舜帝還在位，從法理上說，大禹的這個行為是不合規矩的，甚至可以視為僭越，可是諸侯們誰也沒說什麼，都乖乖地去了。唯獨防風氏這一族，也就是現在汪姓的先祖，他們不服氣。但他們也不敢不來，只能用故意遲到，不痛不癢地「懟」了大禹一次。
大禹的處理方式卻異常激烈，他直接下令把防風氏的首領處死，然後將屍體大卸八塊。這個處置手段同樣是不合規矩的。理論上說，大禹和防風氏首領是平級的，他們是兩個不同部族的首領。可是大禹就這麼幹了，而且各路諸侯對此都予以默認，這就是實質性權力的威力，在極端的情況下，它甚至可以不需要任何程序上的支持。一旦領導者的地位在事實上被架空，千萬不要指望紙上的程序可以幫到你什麼。
大禹之所以這麼做，其實意在立威。權力的實質不是你能做你想做的事，而是你可以讓別人做他不想做的事。這一點，從古至今同樣從未改變過。要真正掌握權力，你總要有那麼幾次做「惡人」的時候，這一點是無法回避的。一些處於中層的管理者，出於個性或是不想得罪人的考慮，總是自覺不自覺地想做「善人」、「好人」。可是在不知不覺中，自己的權威性卻在一點點被削弱，因為你背離了權力的本質，權力自然也就會背離你。
會稽山祭祀之後，大禹很快就有了新的舉動。他把華夏各部族組成聯軍，向南方的三苗部族開戰。三苗是華夏族之外的南方蠻族。隨著戰爭的爆發，在治水期間形成的國家機器再一次發揮出了效能。眾多的官員和軍人通過戰爭獲得了戰功，進而獲得了獎賞，而這些獎勵，最終又是從禹王手裡獲得的，這就進一步強化了他們對大禹的忠誠度。
都說生命在於運動，其實權力也一樣是喜動不喜靜，或者說，權力在於折騰。對於被管理者而言，權力的表象其實就是「賞罰」兩個字，無論是賞還是罰，都只有動起來，只有開始做事才有從談起。過分地強調「蕭規曹隨」、「無為而治」，最終必然會侵蝕你手中的實質性權力。因為在眾人看來，大家無非是按規矩做事，按規矩吃飯，沒賞沒罰，管理者的存在也就失去了現實意義。因此，無論是從保持權威性，還是保持團隊活力來考慮，每隔一段時間，管理者適當地給大家找點事做，無論這些事是否有實際的意義，對團隊來說都不會是一件壞事。
當大禹接替舜帝成為新的華夏族首領已經毫無懸念，之後舜帝的所謂禪讓，實質上不過是走了一個法律層面的程序而已。
我們總結一下會發現，名義上的權力來自上層，而實質性的權力則來自下層：你需要能讓跟著你的人有飯吃有錢拿；你需要擁有必要的人脈網路；你需要在關鍵時刻敢於做「惡人」。而即便獲得了實質權力，也需要時時動一動，做到「流水不腐，戶樞不蠹」。
而在四千年前，大禹恰恰完美地踐行了這幾點，最終他取代了舜帝，成為華夏族最後一個公推的首領。之後他又利用自己的絕對權威，打破慣例，直接將位置傳給了自己的兒子啟，中國歷史上第一個以血統傳承的朝代── 夏朝，由此誕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