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暗資本：自由經濟，是如何變成民主社會最迫切的威脅？

引言：粉碎地圖

第一部 島嶼

第一章、兩個、三個，好多個香港
第二章、破碎之城
第三章、新加坡的解決方案

第二部 系出同門

第四章、自由意志主義者的班圖斯坦
第五章、國家死的好
第六章、變裝演出新的中世紀
第七章、你私人的列支敦斯登

第三部 特許加盟國家

第八章、索馬利亞的白人商業氏族
第九章、杜拜的法律泡泡圓頂屋
第十章、矽谷殖民主義
第十一章、元宇宙的雲端國家

結語：似水無形

致謝

導讀
探索市場激進與民主解體的隱秘脈絡
國立政治大學經濟學系特聘教授
莊奕琦

自由與民主是人類文明進步的基石和重要動力和精神支柱。自由是尊重人的價值；民主是追求公平正義的公共利益。沒有自由就沒有思想，沒有思想就失去人為萬物之靈的價值，奴役、剝削、壓迫永無止境。自由是人類的解放，保障思想的多樣性，促進文化、藝術和科技的交流與競爭；民主制度是為了社會福祉的公共利益，更是鞏固自由權利的保障。兩者的結合，成為多元文化繁榮與推動社會公平、正義的重要引擎。然而，弔詭的是，兩者間存在二元悖論。

本書強調奉行自由放任的經濟自由，發展出的資本主義，以效率至上，做為快速累積大量財富的途徑。當沒有錢買不到的東西時，自利淪為自私，以鄰為壑的結果，公共利益蕩然無存。因此需要有民主制度來保障個人自由的同時，也要規範自由的界線，以確保公共利益的福祉與穩定的社會秩序。書中的核心論點認為，一些市場激進主義者並非僅僅主張放鬆政府管制，而是積極追求一個完全脫離民主約束的世界。他們認為傳統國家和民主制度中的規範限制了市場的真正自由。因此，這些激進自由主義者試圖設法創造出不受國家法規、免受民主制衡的自由空間，以便使資本主義能夠完全按照其自身邏輯發展。

於是為了規避民主制度的規範，崇尚經濟自由主義至上的資本家，竭盡所能的製造法外之地的自由烏托邦。隨著全球化的不斷推進，傳統的國家邊界和法律體系逐漸被打破或重組。書中舉出許多案例，比如自由港、避稅港、經濟特區等，這些地方成為資本主義實驗室，讓市場規則能夠在無需接受民主監督的情況下自由運作。透過這些「例外區域」，超級資本家得以追求他們夢想中的無國家、無民主、完全市場化的治理形態。作者利用豐富的歷史事件和地緣政治案例，從一九七○年代的香港，到南非末期的種族隔離時代，再到美國南部的新保守主義運動，以及倫敦城內部的金融實驗等，展示了這種極端市場模式如何在不同地區、不同時代出現並演變。這並非個別事件，而是全球經濟與政治轉型過程中出現的一種新常態。

當全球各地成立琳瑯滿目的例外區域，其結果是腐蝕民主的基礎、破壞社會秩序、甚至動搖國本。當市場力量完全脫離國家與民主的約束後，權力與經濟利益會更加集中，進而產生嚴重的不平等和社會撕裂。這種過程不僅有悖於傳統國家的公共責任，也可能為未來全球治理帶來深遠的負面影響。諷刺的是，極端的自由主義結果最後還會反噬毀棄自身。為了取得資本家個人利益的最大化，在這些法外之地遂行的卻是獨裁式的奴役與剝削勞工，實行嚴格的階級統治，使個人自由蕩然無存。

本書挑戰了我們對自由市場自動帶來繁榮與效率的傳統信念，提醒讀者在追求市場自由化和效率的同時，不應忽視民主制度和社會公平的重要性。對未來提出預警：在極端資本主義推動下，人類社會最終是否會失去保障普遍民主與公民權利的基石？本書帶給我們的啟示是，在當前全球化趨勢下民主與市場關係的深入反思，需要重新審視自由與監督的平衡。當市場力量脫離民主約束時，究竟誰能保障公民的權利與社會的公平？

個人認為這種極端自由主義的例外區域，本質上是特立獨行的，是封閉與局限的，它們並不會自然融合，亦即不會逐漸整併乃至吞食整個民主國家、破壞社會秩序。因其影響範圍往往限制在金融、貿易或特定法律領域內，這種模式更多的是在國際競爭中搶奪規範優勢，而非通過政治力量直接顛覆民主結構。套用作者以蕾絲來比喻這些法外飛地，筆者以為它終究只會是鑲嵌在整套衣服邊緣的華麗但空洞的蕾絲邊。

然而，本書忽略了另一個重要的迴力面向。過度的民主，如民粹主義，常以公共利益為名吞蝕了自由的根基。當民主制度內部發生質變、走向民粹主義甚至獨裁化，才是瓦解民主和顛覆公共利益的最大惡魔。那就不再是資本玩法的邊緣實驗，而是直接對公共利益和制度正當性形成內部瓦解。民粹式獨裁通常透過簡化複雜議題、煽動情緒以及強調所謂的人民意志來正當化權力集中，削弱制衡機制和法律規範。這種過程容易讓政治決策風險增大，並導致公民權利被侵蝕。因為當民主淪為民粹工具時，整個政治體系便失去了申訴、抗衡及合作的基礎，最終可能將公共利益置於次要位置，更遑論保障個人的自由。

儘管例外區域與民粹獨裁看似來自不同的機制，但在全球化與民主治理變遷的背景下，兩者也有可能互相影響。一方面，例外區域的存在可能促使一些國家在整體規範與法律約束上的鬆動，甚至為民粹領袖提供了可以仿效或借力的成功樣版；另一方面，民粹獨裁的興起往往削弱了國家對全球市場的監管能力，從某種程度上也會給那些尋求經濟自由、排除民主干預的市場例外區域讓步的空間打開後門。不過真正瓦解民主與損害公共利益的，更多在於從內部腐蝕民主機制的民粹霸權，而非那些相對封閉、追求經濟效益與自由的例外實驗室。

當民主制度因民粹主義而轉向極端集中或獨裁時，那種自上而下的權力侵蝕往往比市場邊界中的孤立試驗帶來更深遠、更危險的破壞。這樣的轉型破壞了民主制度原有的制衡機制和公民參與的基礎，更容易導致政策走向偏頗及對公眾利益的忽略。

民粹式民主容易讓政治競爭變成情緒對抗與零和遊戲，忽略了理性資訊的交流與事實的查核。這種做法使得政治爭執不再是討論如何改善公共政策，而變成一場情緒化的對抗。當這樣的情況持續發生，便可能出現「民主退化」的現象。在缺乏深入辯論和批判精神的環境下，民眾更容易被簡單化的標語與情感動員所左右，進而使得原本豐富多元的公民政治空間縮減為一幕幕極端而零散的行動。這類民粹式行動在一定程度上也會削弱長期政治共識與制度信任。一旦民主淪為民粹，民主制度岌岌可危矣！民粹式的霸凌更易侵害個人自由。

總之，過度的自由會破壞民主的公共利益，但民主制度下的民粹或民主獨裁，反過來也會侵害個人自由，失去自由，一切的文明將倒退，這種二元悖論揭示出自由與秩序、個人權利與公共利益之間難以徹底劃清界線的根本矛盾。過度的市場自由可能會侵蝕公共利益與民主制度的穩定，而民粹或民主獨裁又可能在名曰民意的幌子下壓迫個人的真正自由。要解決這個難題，必須考慮建立一個多層次、相互制衡的制度架構，包括建立堅固的憲政與法治基礎、強化權力分散與制度制衡、培養公民理性與民主文化、推動自我修正的制度彈性與持續改革，讓自由與秩序互相激盪出更成熟的民主治理模式，真正體現自由與民主的人類文明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