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別人物鄭淑敏的兩次婚姻
她穿著米色的上衣長褲，俐落清爽的短髮，潔淨姣好的面龐，一面和老友們笑談，一面進出廚房……而維持已有近三十年的友情，她對待到家裡來的老友們總是先捧上茶、陪坐笑談幾分鐘，從不曾『熟不拘禮』。
朋友到齊以後，圍坐桌邊，幾道菜端上來，一定讓大家歡呼，色澤艷鮮，香味撲面。奇怪的是那些菜也透著大氣，絕不瑣碎雜亂。她連圍裙也不繫，整齊清爽的和大家一同舉箸。她吃飯快，對自己喜歡的食物絕不為身材遲疑。再加上食慾奇佳的她的伴侶，讓同桌的每個人都歡歡喜喜，盡享飲食的歡愉。
只在職場上認識她的人，可能想不到她竟也是一個十分能幹勤快的主婦。朋友陸續離去的同時，她已把茶几上的果皮紙屑，杯盤椅墊收拾好，露一口晶瑩的白牙，笑送到門邊。而她的伴侶，永遠送到電梯口，為那些還拖著鞋，或還沒繫好鞋帶的人按著電梯，直到大家都進入關門為止。
我們喜歡到她家吃飯。
鄭淑敏是很多人心目中的女強人（雖然她不喜歡這個形容詞），也有很多人認為她的美貌是事業的助力，只有老朋友知道她總是大量閱讀專業和人文的書籍，不斷提昇自己。因此每隔一段時間，我們面對面談論工作和人生時，我會很服氣的承認這個朋友又進了一步，是深層的、內力上的進步。與美貌無關，與她如何觀、想、行有關。
但即使是近三十年的老友，讀這本《態度》時，仍時有新發現！
知道她有膽識叛逆，卻不知她小學當班長就敢和別班打群架，敢反抗不合理的午睡，到大學時『能不上課就不上課』。
知道她有專業知識和工作能力，卻不知在『男尊女卑』的環境中，她竟曾委屈的流過眼淚。
知道她在中國時報工作時『碰到政治』，卻不知道她名列『黑名單』，居然還跑到警總去對質。也不知道她處理了那麼多複雜又棘手的事件。
至於『密使』，朋友們卻是從新聞中知道的。她事後咧著晶瑩白牙笑說：我只能說另一件事實去香港採購，否則怎麼是『密』呢。
她的入閣是朋友們之間的一大震撼，但是大家擔心的不是她的工作能力，而是『官場文化』和她格格不入。小至應酬吃飯等等，她說除非絕對必要，否則晚上絕不應酬，讓朋友們高興的是她真的做到了。但畢竟她還是在做了很多事以後，發現自己不是政治料子。像她處理所有問題的態度一樣，她果決而明快的選擇離開。
到了中視，真正能掌握自己的專業，她終於盡情地發揮自己。朋友們訝異地看到這女子還有經營頭腦，她得到艾美獎傑出經營獎的確是『公平的』。
人生對她並不是一路平順，她在每一個主要的事件上，知道觀察問題和癥結，很早就有思考的智慧，果斷而不畏懼的性格，是上天給予的禮物。但如果沒有不斷的修練，這份禮物會始終只是包在盒子裡的禮物。而她不是默默觀察，不是消極思考，因此她的行動就不盲目。她知道反省、堅持的功夫能達到勇敢的程度。有位喇嘛告訴徒弟：『如果眼前有兩條路，選難走的去走。』她絕大多數時候在實踐這句話。
不像她在廚房做菜一樣，別人看到她是談笑間用兵，但她從材料到烹調，都是用心處理的。她對人生的態度，亦復如此。細密觀察，慎重思考，勇敢行動，她因此而有成就。
寫一個女人，尤其是美麗的女人的生活，會引起很多人的好奇，可能尤其好奇她的感情生活。而鄭淑敏的感情生活是如此正常，她結婚生育，用勇敢、機智來經營婚姻，一如她經營工作，只是多了摯愛與溫柔。
真正有成就的女人，比有成就的男人更有智慧、更有能力，更有創造性、危險性和前瞻性。她們承認自己是女人，不會迷失在性別的認同之間。鄭淑敏不藐視婚姻，因為她認同自己的性別。
《態度》這本書，寫的正是這樣一個有成就的女人。
●異國姻緣
鄭淑敏在比利時唸書時，兼了一個家教教中文，學生是美國大使館駐比利時的新聞處處長跟他的女兒，處長叫Jim MicHale。鄭淑敏教了他們好幾年，雙方相處非常愉快，他們對鄭淑敏很好。
當鄭淑敏準備要回台時，台灣還是戒嚴時期，政治環境保守且封閉，對自由派人士而言，是個可能危險的環境。
美國駐外單位都很瞭解世界各地的狀況，比利時的處長當然也瞭解，以鄭淑敏從比利時那麼自由開放的環境回台灣，可能一不小心，就會遇到問題，所以比利時的美國新聞處長聯絡台灣的美國新聞處處長柯約瑟。
他們彼此不認得，但都屬於美國新聞總署所派出的駐外使節，比利時新聞處長在信中寫道：『教我中文的老師，最近要回台灣工作，如果她在台灣有需要幫忙的地方，請不要拒絕。』
他大力的推銷這個老師有多好，台灣的柯約瑟處長很快地回信表示：『你的信我收到了，你的那位老師鄭小姐，如果回到台灣，請她給我個電話。』
鄭淑敏的學生，Jim McHale告訴鄭淑敏，回台灣後，一定要打電話給在台的美國新聞處處長。
鄭淑敏回台後，忙著適應她的新工作，反而把這件事情給忘掉了，一直到一、二個月後，才想起了這件事情，為了履行答應學生的承諾，鄭淑敏打個電話給柯約瑟處長。
在電話中，鄭淑敏禮貌性的告訴他，『我回來了』，他說，『那很好，希望哪一天有機會能夠見見面！』。
第一次的電話寒喧後，隔了一陣子柯處長家裡請客，打電話邀鄭淑敏參加，禮貌上，鄭淑敏應邀前往。陽明山柯處長家中，鄭淑敏沒見到女主人，也不好問，這是雙方第一次的見面。
鄭淑敏事後才知，柯處長回信給比利時新聞處長時，正好是他太太辦喪事的期間，太太是突發性氣喘過世，不過當時鄭淑敏並不知道。
鄭淑敏心裡明白，自己會回到台灣的原因之一，就是希望陪陪父母。她認為，隔那麼久了，父母親應該可以化解年輕時的憎恨才對，且鄭淑敏回想，自大學起就住在外頭，留學更是長年待在國外，陪侍父母身旁的機會始終不多，為了想彌補七、八年不在他們身邊的日子，更是覺得應待在他們身邊。
只是，萬萬沒想到，他們的關係，並沒有因為年紀漸老，而有所改變，反而變本加厲。
有一天，三更半夜，父母又大吵，把鄭淑敏跟弟弟都吵醒了。
鄭淑敏深覺氣憤，從房間裡衝出來大吼，『我回來台灣，是因為我想念你們，我希望看到一個溫暖的家。可是，沒想到，我們家還是跟以前一樣，我不知道我為什麼還要留在你們旁邊』。說完話，鄭淑敏摔了很多的東西。（鄭淑敏解釋，她平常不太發脾氣的，但是一發脾氣會很大。）
父親默默看了摔滿地的家之後，竟一言不發，帶了自己的衣物，準備離家。
鄭父習慣性地以遠離他不能掌控的現場，作為處理失控的對策。
弟弟拉著他，求他不要離開，媽媽也要鄭淑敏向父親道歉，在一陣錯亂拉扯之中，鄭淑敏好像道了歉，秩序好像又恢復在可控之中，風暴彷彿也走了，爸爸留下來了。
但，悄悄地，冷冷地，鄭淑敏心中卻已領意了，有一股低氣壓已經形成，那股氣壓是她個人的、私密的，她不會講出來的，她不耽在一個老是失和對立的乾坤天地裡，她對於家的渴望與憧憬突然之間，消失得好遠好遠，同時，她又在遠方看見一道曙光，她興起再回歐洲唸書的念頭。
民國六十年代，美國國務院固定每年都會提供名額，邀請台灣傳播媒體工作人員前往美國參訪，有天美國新聞處處長柯約瑟打電話給鄭淑敏，要鄭淑敏協助，推薦參訪人選。
往年，從未找電視台的記者，今年想找適當的電視優秀記者。
因為鄭淑敏在電視台工作，柯處長遂找她幫忙，鄭淑敏想到江素惠Susan是個好人選，因為她的語言基礎不錯，就跟柯處長說，在華視的記者中，可以考慮她。
新聞處長柯約瑟為了這件事，請吃幾次飯，談論江素惠的背景及參訪事情。當時鄭淑敏正面對自己國家的『文化休克』（CULTURE SHOCK），既沒有談話的對象，工作的組織又封閉，所接觸的人又保守，再加上家庭的因素，全讓她很挫折。
每次柯約瑟邀請鄭淑敏吃飯，都會開車到華視公司接她。柯處長所駕駛的外交使節名車，就當時而言，是件相當招搖的事。
車牌上，還寫著醒目的『使』字號，更是引人側目。
但對鄭淑敏而言，一個美國新聞處處長，跟她在比利時所認識的美國新聞處處長──她的學生，沒有什麼太大的差別，剛回國，初踏入職場，對戒嚴時期與現實社會的鮮嫩，使她對一些別人在意的事，一點也不曉得要加以『在意』，更未查覺別人的在意。
事隔多年，鄭淑敏才慢慢理解，美國新聞處處長的身分地位，在台灣戒嚴時期的環境中，所居顯的特殊性與重要性。不過，柯約瑟可是一直相當清楚。
後來，他告訴鄭淑敏，他的車是二十四小時被跟蹤的，他的一舉一動是被情治單位『知道』的。
鄭淑敏記得婚前最後一次在圓山吃中飯，鄭淑敏告訴他準備回歐洲唸書，心中已經形成的低氣壓，鄭淑敏一直化解不掉，她想遠走，她想脫離保守的工作環境與不斷爭執的雙親，她憶起的是歐洲怡人的求學環境。
吃過飯，柯約瑟如同往常送她回辦公室，鄭淑敏婉拒了，想一個人散散步，排遣一些低沉惡劣的心情。後來柯約瑟告訴她，看到她沮喪的模樣，心裡覺得被觸動，感到撼動。
人生命運安排，往往充滿玄妙，家中的情傷化成一股內心的苦楚，這份自然流露，言語不曾道出的苦楚，卻成了一位美國大使級外交官眼中的楚楚扣人，這位美國人又正喪偶。
那次飯局過後沒多久，有天晚上，柯約瑟邀請鄭淑敏，同往中山堂聽音樂會。
在如此的公開正式場合，這麼引人重視的外交官員，在喪偶不久，即公然攜帶『未婚女性』出現，一切看來，是那樣的明顯。
柯約瑟自始至終都明瞭自己在做什麼，只是鄭淑敏自己不清楚，處在一個無知的狀態而已。
後來鄭淑敏才知道，自從他太太過世後，他從沒帶過其他的女性出現在公共場所。
鄭淑敏事後才瞭解，那次柯約瑟請她去聽音樂會前，他的心裡已經有了譜。
音樂會後，柯約瑟送鄭淑敏回家後，又從陽明山打電話到鄭淑敏家（新店），告訴她，『淑敏，我希望妳永遠留在我身邊』（I want you to stay with me forever!）。鄭淑敏聽了後，也沒思索太多，只回答：『Fine!』
當然，鄭淑敏知道那當中的涵義，但是她心裡認為，男女感情之事，在語言上與行動上總是有一段距離，中間還有許多可以琢磨的空間。
只是，她萬萬沒想到一個美國外交官的身分，在台灣是如此的敏感，其婚姻大事是可以上全國版的頭條新聞！
第二天，柯約瑟跟聯合報老闆王惕吾吃飯，在宴會上，他公開告訴眾人，他要與鄭淑敏訂婚。
隔日的聯合報三版頭條，獨家報導美國新聞處處長將與華視公司助理編審鄭淑敏訂婚的內情。
鄭淑敏那天早上還在睡覺，她父親看了報紙後，問她到底闖了什麼大禍，名字全在報紙上！那時鄭淑敏才知道大事不妙，但為時已晚，這一婚事已是媒體注目的焦點，不但是外交新聞，更是國人津津樂道，談論不已的浪漫題材。
鄭淑敏永遠也沒想到，『求婚』可以在報紙上以頭條方式進行，其震撼和威力，讓她手足無措，一位是美國駐台使節首長之一，年齡五十七歲；一位是華視公司助理編審，年齡才剛滿二十七歲，一個是嫻熟人生閱歷與國際政治的美國高級外交官員，一個是初踏入社會人事生澀的小女子，且白髮紅顏，國籍迥異，樣樣不同，事事有別，這等結合，永遠是引人注目的新聞。
後來柯約瑟告訴鄭淑敏他的動機，他說，『如果我不馬上跟妳求婚的話，一定有許多對妳不利的事要發生，所以我必須要保護妳。那天我帶妳去音樂會，就是要暗示我對妳是光明磊落的，在台灣有一大堆的美軍，只要跟外國人沾上邊的，一定會被列為是『劣』的，我必須要保護妳。因此，不論妳是否選擇回去歐洲，這件事必須有個『美麗的結論』（BEAUTIFUL CONCLUSION）』。
柯先生顯然很瞭解中國人的阿Ｑ氣氛，魯迅描述的最是傳神，魯迅在《阿Ｑ正傳》中寫道：『阿Ｑ本來也是正人，我們雖然不知道他曾蒙什麼明師指授過，但他對於「男女之大防」卻歷來非常嚴，也很有排斥異端──如小尼姑及假洋鬼子之類──的正氣』。他的學說是：凡尼姑，一定與和尚私通，一個女人在外面走，一定想引誘野男人；一男一女在那裡講話，一定要有勾當。為懲治他們起見，所以往往怒目而視，或者大聲說幾句「誅心」話，或者在冷僻處，便從後面擲一塊小石頭。』
柯處長不想見到有人躲在『冷僻處』，對鄭淑敏擲小石頭。
鄭淑敏總覺得有點匆促，連反悔的機會都沒有，它已經是個國際新聞。
恨快地，她倆進入訂婚、結婚的準備狀態，中間不容許有任何的模糊地帶，模糊會吸引挑撥，這一點柯先生比鄭淑敏清楚太多了。
民國六十二年四月，鄭淑敏生日那天訂婚。那是一個很盛大隆重的訂婚典禮，在美國新聞處舉辦，鄭淑敏看到了許多在報紙上才見得到的名人政要，一輩子沒見過那麼盛大的訂婚場面。而且，她是整個場面中的『女主角』，場面中出現的那些人、那些事，應該都是看報紙或看電視才看得到的，而今，卻一個一個活生生的跑到面前，不但會講話，還會伸出手來，讓她握得到，感覺得到。
那一天她握到了不少『生鮮活現』的『重要』人物。
現實人生，要握到重要不容易，要握到生鮮活現的重要，更不容易，要在同一時間，以主角的身分，握到很多生鮮活現的重要，那就不是容不容易可以形容的了！
握到重要，如果只是一時，那叫做『機會』；
如果，每天都在握，那叫做『生活』。
鄭淑敏無意在生活中充滿重要，但命運似乎如此安排她！
在這中間的過程中，鄭淑敏從沒想到要離開華視的工作，柯先生也從沒要求過。
只是突然間，她的身分變得很特殊。不論是老闆或同事，都不曉得該如何對待她。身分的轉換，讓她有如『外星人』一般，甚至，還成了『政治迫害』的『救星』。
鄭淑敏回憶道，『當時有一個成功大學的學弟，我並不認得他。一天他打電話到華視給我，以顫抖的聲音表示，有件事，希望我能幫他忙。我見到他瘦小、憔悴的模樣，以畏縮的語氣告訴我，他的哥哥，同樣也是成大學生，因為參加了某個讀書會，被抓走了，從此，他們家人就受到監視，無法找工作。
我看見一個陌生且飽受驚嚇，四處求助的害怕眼神，但我一點也無能為力，一個我毫不認識的人，找上我的原因，除了我也是成大畢業，竟是因為我將嫁入美國大使館！當時美國大使館扮演著某種政治庇護的角色』。
當年，台灣與美國仍有『邦交』，新聞處長的地位不下於大使。試想，台灣小女子成為美國駐台大使級夫人，這等轉換，別說華視不知如何適應，恐怕連最權威的情治體系，都很挫敗，為什麼『情治監控』作得如此失敗，這麼『重大』的戀情，竟然沒掌握好！
當時台灣還駐有美軍顧問團，三十幾個外交使節團在台灣，包括，日本、泰國等，使節團的總團長由美國擔綱。
那時每天有不停的宴會，有國內政要邀宴，有由各邦交使節團相互的邀請設宴。新婚的鄭淑敏，天天見識到重要外交使節團的生活。
突然，鄭淑敏以一個美國外交官夫人的身分，看到中國官場的運作，那又是一個『外星人』的感覺。
外國使節團不把鄭淑敏當外人看。易言之，他們拿鄭淑敏當『美國人』看，在外交使節團眼中，台灣人是外人，他們是『外交圈』的自己人。鄭淑敏以外國使節眷屬的身分，聽外國人他們拿她當自己人，談論他們認為是『外國』，但卻是她這個台灣人的台灣政治生態及人物。
鄭淑敏不知如何形容那股『分不清自己是哪一國人』的滋味。
當時台灣渾然不知世界對它的看法，鄭淑敏覺得很傷心，也很同情台灣，內部官僚說話四平八穩，戒嚴時期的封閉，軍方的勢力與大量的禁忌，形成一股與國際外交越走越遠的孤寂衰敗，斷交的骨牌，讓鄭淑敏又開始忙著與大使們一一辭行。
她覺得台灣官僚太不爭氣，衡量國際局勢，還是固守在封閉的框架裡。
在感情上與文化認知上，使鄭淑敏的台灣意識強烈深植，往往有人以為她是外省人。當知道她是台灣人，都有某種程度的震驚。『看起來不像！』是一般人的說法，也令她感到不舒服。『台灣人應長成什麼樣子？』是她心中的疑惑。
李登輝對於她是台灣人，有股親切地喜悅。幾次在公共場合，他會說『淑敏是台灣人，是我們三芝人』。有次被問及『妳是哪裡人？』。她回答，『我是淡水北新庄人』。李總統在旁聞言，即刻說『那就是三芝！』
台灣意識濃厚的某報創辦人，有次宴客，鄭淑敏記得，她以中視董事長身分出席。不過，從頭到尾她一直受到『不冷不熱』的招呼，直到後來，他聽說鄭淑敏是台北縣人，態度馬上一百八十度轉變，可見『省籍情節』對於某些人，是確實存在的。
鄭淑敏回憶初中時，班上有很多的外省同學，那時並沒有所謂的省籍情節，只知道大家都住在台灣，而外省人很神秘，住在台灣人很少踏進的眷村裡。
有一次，班上有個話多的外省同學，一直說著，妳們台灣人這樣不好，那樣不好，把台灣講得一無是處，別的同學都聽聽就算了。鄭淑敏卻忍無可忍地頂了回去，鄭淑敏說：『既然你那麼不喜歡台灣，你為什麼不回去大陸？』他說：『我們是因為大陸被共產黨佔去了，暫時回不去，沒辦法，才留在這個爛地方』，然後，又開始批評台灣。鄭淑敏氣得又是一句：『既然你不喜歡台灣，又回不去大陸，那你去跳太平洋好了！』那是在初二時，順口而出的一句話。
基本上，鄭淑敏沒有省籍情節，鄭淑敏喜歡的老師們，多是外省人，且對鄭淑敏的影響很大。鄭淑敏的好朋友，也很多是外省人。
但當別人批評台灣時，鄭淑敏對台灣的情感會出現。
鄭淑敏從來不覺得自己嫁給美國人，也得跟著必然是美國人，她一直覺得她只是美國人的『太太』，是美國小孩的『媽媽』，但她從來不覺得自己是『美國人』，也因為如此，在後來她出任閣員時，她會毫不猶豫地『火速』放棄美國國籍。
一九七三年六月鄭淑敏結婚，立刻陪老公回美國述職，美國外交官的夫人，不能是外國人。所以美國國務院在最短的時間內，把鄭淑敏變成美國人。
結婚後不久，國務院問柯約瑟，是否願意到大陸，成立美國在北京的第一個辦事處。
柯約瑟問鄭淑敏的意見，鄭淑敏心想，剛結婚且老公才又從美國述職回來，還來不及重新認識自幼成長的地方，打從心裡不想去。另一方面，大陸當時還在文革，她不想給自己或家人帶來不必要的兩岸問題，柯約瑟尊重她的想法，回絕了第一任美國駐北京辦事處的要職。
沒多久，美國新聞總署又通知柯約瑟回美國，擔任東南亞地區主管。
柯約瑟問鄭淑敏的意願，她表示希望能在自己的國家多待幾年。由於柯約瑟很資深，他向美國新聞總署表達，想留在台灣的意願，直到退休。
後來，柯約瑟去世後，鄭淑敏發現了一件令她感動不已的事。顯然，她的抉擇與想法，已對她先生的工作形成某種程度的困擾，因為，她先生曾寫信給國務院，洋洋灑灑地表示，他的妻子對政治沒有興趣，只對文化感興趣。
當時外交官的太太，必須盡自己的本分，並想辦法照顧團體中其他外交官太太在台灣的適應情形。
問題是，鄭淑敏沒這個概念，也不覺得自己該有此一概念或是盡此義務，顯然，她只想當『太太』，而不想當『官太太』，幸運的是，她的先生也欣然接受。更重要的是，她只想當『太太』，所以，她先生不當外交官時，她一點也不會有『失去官太太』的適應問題！
為了不當『官太太』，她被警告過兩次，一個是正式的警告，那時美國大使館的副大使來天惠，要他太太轉告鄭淑敏，應善盡社群（COMMUNITY）內的彼此照應責任。因為美國駐台社群活動，她常常缺席，加上後來懷孕了，使她更變本加厲，更有藉口不出席宴會。
第二次警告，屬抱怨性質，是美國新聞處副處長的太太，她告訴鄭淑敏，她
們好像是孤兒，沒有人領導。
鄭淑敏卻依然我行我素，有一天，柯先生跟鄭淑敏開玩笑，他說，『還好我夠資深，如果我是個年輕官員（YOUNG 0FFICER），我的事業會被妳毀掉』！
●人生無常散在各個角落
快樂的時光，總是過得特別快，借用蔡康永於民國八十八年八月『真情指數』節目中，訪問鄭淑敏的話：『童話一般的婚姻，到了第二年就出現了陰影！』
民國六十二年，鄭淑敏像童話般的幸福快樂婚姻。隔一年，鄭淑敏與柯約瑟生下長女。同時，卻也檢查發現，柯約瑟得了血癌。
死亡的陰影，令人措手不及的籠罩，鄭淑敏猛然想起。
母親在小的時候告訴她，不要靠男人，男人都不可靠。但當她從柯先生的身上，找到可靠的德性時，而又發現人生的不可靠。原來，人生的無常與不可靠，散在各個角落，鄭淑敏可以克服母親說的不可靠，卻無法克服另一個不可靠的出現。雖然柯約瑟在人格特質、品德上絕對可靠，但人生畢竟不可靠，鄭淑敏終究還是得要靠自己。媽媽並沒有說錯，只是她說對了一半而已，人畢竟要靠的是自己。自己才是舵手，在人生的大海中，無止境的航行，過程中的驚濤駭浪，你必須學習如何掌舵。
柯約瑟發現罹患血癌，到病魔奪走生命，共歷經八年的時間。這八年之時間，鄭淑敏一直在學習人生的『生死』課題。其中，最讓鄭淑敏感動與感激的是，最佳的導師，竟然是自己要面對死亡的丈夫。
柯約瑟，不但全力幫助她解除恐懼，還全力配合她，幫鄭淑敏建立開發出她人生自己的事業。
鄭淑敏回憶：『我們從不避諱去談死亡。』
『從他身上，我看到一個完美人格的特質，他會設身處地的為妳想，解除妳心中的恐懼。他常常提醒我：「我無法永遠跟你在一起」。他常強調說，他已有個了無遺憾的生命過程與完整的人生志業（CAREER）。他對人生的滿意與滿足，能令身旁親人幾分釋懷生命的短促。後來他回耶魯大學教書，他還老要我別擔心他的工作，他常講，他的事業已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的事業。他說，在他離開前，他要協助我找到我的事業。在這方面他非常的支持我，他說，他不想在他過世之後，他的太太必須為了經濟因素而過得不開心。因此，他一再鼓勵，要我去發展自己的事業』。
受到柯約瑟先生的支持與鼓勵，鄭淑敏的人生在美國與台灣兩地之間，來回起變化！
世事多變，一波接一波，不斷變化地浪潮，對鄭淑敏打出改變人生航向的浪頭。
身為美國駐台新聞處處長夫人，必是不能自外於現實的『國際政治』。
而鄭淑敏自民國六十二年嫁給柯約瑟之後，台灣的『外交』就沒有起色過，一天比一天惡化。
民國六十年，聯合國准中共入會，並將台灣踢出。
民國六十二年，美國與中共發表『上海公報』，已在為『建交』作國際上的暖身動作。
民國六十四年，蔣介石逝世，二次世界大戰和談中的五巨頭之一，死在台灣小島上，為台灣前途蒙上一層更深的陰影。
果不其然，民國六十七年，美國正式與中共建交，同時美國也宣佈與台灣斷交。
在這一連串的窒息外交中，鄭淑敏從丈夫身上一再承受到壓迫感，倆夫妻對台灣的感情與週遭的人脈互動，讓他們清楚意識到，他們無法住在台灣，去承受『中美斷交』的刺激。
民國六十六年，結婚後的第四年，夫妻二人決定『返回』美國，原先還曾向美國國務院表達過想待在台灣直到退休的柯約瑟處長，迫於『斷交』的日漸逼近，也不得不改變主張，換成要終老於美國了。
回美不到一年，中美即斷交，他們避開了個人情感在國際政治上的無奈與尷尬。
回美時間，鄭淑敏也積極地投入美國生活。一度，還再拾起書本，到美國大學申請唸心理學碩士。
然而，台灣在她離開兩年之後，又對她展開呼喚，呼喚的聲音，一個來自內心，一個來自台北市大理街一百三十二號。
內心的聲音，正如她與光啟社神父丁松筠電話中所說的話語般：『（美國）我習慣，但不喜歡』，她很清楚她自己喜歡的是台灣。
另一個聲音是當時國內的第一大報──中國時報董事長余紀忠出現邀請，希望她到中國時報主持藝文版！
（編按：民國六十六年至六十八年，鄭淑敏離台赴美兩年，在此之前，她一直是華視的『製作人』。近五年的時間，她在『製作人』的領域上，已闖出自己的一片天。
也因為擔任『製作人』有過獨當一面的能力培養，讓她轉戰『報紙』領域時，即當上『發行人』，以雜誌媒體負責人身分，在國內戒嚴氣氛下，充當中國時報系的『言論探針』，以爭取更開放的言論自由空間。當時，鄭淑敏因緣際會經歷了幾場政治酣鬥，其間，處處踏險，陰惡環伺，直到心疲力盡。因篇幅有限，在此不多贅述。）
●面對死亡
人生不如意的事，常是相伴隨而來；一件打擊往往緊接著另一件，挫敗的適應能力，通常是在喘不過氣中練就出來。
鄭淑敏在時報雜誌的歷練中，除了『警總打壓』、『雜誌查禁』、『黑名單罩頂』之外，更大的一項打擊則是『死亡』。
與她恩愛逾恆的美國老公柯約瑟於七十一年過世。
死亡之前，柯先生挑戰血癌、食道癌等多項惡疾之折騰。柯先生的人情歷練，讓他對自己生死豁達無比，甚而，還能充分地替鄭淑敏設想，柯約瑟是確實做到了如達賴喇嘛在《西藏生死書》的序言中所云：
『如果我們希望死得好，就必須學習如何活得好；
如果我們希望死得安詳，就必須在心中和日常生活中培養安詳。』
柯約瑟與鄭淑敏，兩人一起培養出感情上的安詳，人生態度上的安詳！
她倆共同面對『死亡』課題時，沒有努力去捕捉任何『留念』的東西，不曾特別去拍照，或去某個地方留下『回憶』。
柯約瑟臨進手術房時（食道癌），交給鄭淑敏三樣東西。
第一樣是一張清單，清單上，就是一大堆的項目，同時他告訴鄭淑敏，他開刀是為了要治病，不是要拖延生命，所以對於生存的品質與尊嚴，他非常的在意。因此，他說，『如果我開刀不成功，昏迷不醒，不許用人工的方式，繼續維持生命』，這點他寫的很清楚。
除了這個以外，他交代更詳細的是，萬一他不幸在開刀房過世，下面列的是鄭淑敏該做的事情，『第一，通知美國國務院。第二個，通知銀行及保險公司……』就是十幾項該做的事都幫鄭淑敏想好了，非常的體貼、細心。他希望他不會留麻煩給別人。
第二樣，是給女兒的一封信，那時女兒才八歲，那封信告訴她，他沒有辦法陪她，但是她在媽媽的照顧下，她會很好，她會變成很可愛的小女孩。那封信讓鄭淑敏覺得很感動。
第三樣是一首詩，到現在鄭淑敏還珍藏著的，詩上面大意寫著，淑敏，我常常想寫一首詩給妳，但總覺得早有那麼多的詩人，留下美好的詩，可以讓我引用……。柯約瑟乃抄了一首他心儀的詩送給鄭淑敏，當成訣別詩。那首詩翻成中文大約是：
『在我還來不及看膩妳，死亡已經來臨
很快地我將面對幽暗、孤寂與最後的棲息地
我會耐心等候
我想，有一天，我將感受到冷風拂過
看到一縷緩緩的光芒走過幽冥，聽見死亡的騷動
沒有理由地
我將顫抖，我將知道妳已死亡
我會看著妳
妳寬闊的額頭與微笑的夢
永遠那麼輕盈地，越過陰暗
靜靜地沉思，起程，搖曳，然後是光亮
一個最獨特的、手足無措的鬼魂
轉個身，抬起妳棕色、喜悅的頭
有趣地，沒在古考的亡者中。』
鄭淑敏感動不已，因為她知道她先生很清楚的抓到她的性格，更懂得欣賞她的人，她這一個人，就是獨特的，是無法取代的，是獨一無二的。面對死別，他們只有輕輕的擁抱，一句多餘的話都沒有。
柯約瑟與鄭淑敏，共維持了近十年的婚姻，民國六十二年結婚，到七十一年過世，近十年婚姻中，柯約瑟帶給鄭淑敏的無法用幸福快樂來形容，他用他的成熟人格與事業顛峰，讓鄭淑敏在那一段婚姻中，豁然瞭解了無常的人生，柯約瑟像導師一般領著鄭淑敏勇敢卻又深刻地成長，每一分每一秒，都能品味生命的動力，直如愛默森的詩篇中所云：
『天堂，不是完畢的事；
而是正在進行，
它的本質是追求與推動。』
柯約瑟常常提醒鄭淑敏，我無法永遠與妳在一起，我個人有完整的生命（意指事業、婚姻等個方面均了無遺憾），妳必須去追求妳自己的事業，在追求過程忠，妳將會發現妳自己的樂園。
鄭淑敏在他的鼓勵與薰陶下，看開了人生，但卻一直『看不開』一件事。
基本上，鄭淑敏有一項很『看不開』的特質──她很怕『陌生的形式』。
她入閣擔任文建會主委時，會很害怕國會殿堂『座位』的擺設為何？答詢時應站在何處？如何前往應答？這些形式上瑣碎的流程，她一陌生，就會打從心裡惶恐。
她曾陪柯先生回美國兩年，一者避開中美斷交之尷尬；再者，她也打算在美落地生根。她明知柯約瑟的『喪期』遲早會來，她對『喪禮』的儀式深感不知所措，她不知如何自處？她一直為先生死亡之後的儀式緊張。
鄭淑敏回憶：『如何自己一個人辦理柯先生的後事，這是在美國那兩年，我內心最無助的事。美國喪禮與台灣截然不同，我完全不曉得費用多少，也不知道該如何辦。』
『我還曾到墓園去看看，希望能從當中得到蛛絲馬跡，或得到一些啟示，但我就是沒概念，人感到很徬徨，連問都不知如何開口。』
『我祖母的喪事，聲勢之浩大，實在令我印象太深刻了。』
『對於這個禁忌問題，在美國我該問誰，又該如何啟齒這個禁忌問題？我不怕面對死亡，但如何處理死後的儀式，卻是我的心理障礙。這一點，也是促使我離開美國，回到台灣的原因之一，至少在台灣，有親友可以告訴我該怎麼做。』
鄭淑敏的這番『看不開』，在柯先生過世時，中國時報董事長夫人余伯母一手為其打點，讓鄭淑敏抒懷而順利地在台灣得到妥適得體的各種儀式與善後安排。
鄭淑敏至今仍感念在心。
●嫁人
鄭淑敏從中國時報『走人』（七十二年）之前，她已經（七十一年）先把自己『嫁人』了！
她認為，把『自己』嫁掉，才可省掉很多麻煩，不必成天被人『關心』自己的婚姻，更可以堵掉很多無謂地困擾；個人感情世界不必成為他人的見面話題，或被過度渲染。
鄭淑敏對自己可能面對的『麻煩』，有高度的敏感，加上她的行動效率，使她每次一嗅到可能會有『麻煩』時，總是明快且堅決的加以避開！
這種情形，在她的過往經驗中，至少有三次：
第一次是『再嫁』，第二次是『雙重國籍』，第三次是『夫妻同時入閣』。
柯約瑟過世後，她發現，自己不趕快『再嫁』，『婚姻狀況』會成為社交生活中的困擾，她很刻意地找人，想把自己嫁掉。
連戰找她入閣，當文建會主委時，她不到一個下午的時間，就下定決心，撤掉自己擁有的『美國籍』身分。她不想『效忠』兩個國家，她更清楚，那會是『入閣』後的一大麻煩。她在不到一週之內，親赴香港，全部手續，一次完成。
當她知道夫婿韋端也要扶正為『主計長』，與她同是『閣員』時，她堅持『退出』連內閣，她相信，兩夫妻一起同時『入閣』，一定會是一件『麻煩』的事，她堅辭文建會主委。
鄭淑敏對『麻煩』的敏銳，從何而來？
勇於『改變』與『不貪』，應是避免麻煩的嗅覺神經元，她不貪圖『美國護照』的方便或好處；不貪戀官位；不貪享『單身』之自由。同時，她敢面對不入閣便『失業』的改變；敢面對『新婚姻生活』之挑戰，在在使她避開許多無謂之『麻煩』。
鄭淑敏結束第一次婚姻後，刻意地把自己嫁掉。這無關舊情分，活下去且活得比原來更好，才是死去的先生與鄭淑敏兩人都認為有意義的事。
鄭淑敏認為，戀愛的熱情、激情，會隨著時光而消逝，唯有培養綿密的感情才會細水長流。在愛情上，她是懷疑主義，從她的文章，可感受到她對愛情的嘲諷。她覺得，『愛情』與『感情』不同，她追求的是『感情』，而非『愛情』。她希望將熱情的部分降低，以避免在愛情上沖昏了頭。
她篤信：感情需要時間琢磨。
不花時間的熱情，來的急，去的快；花時間琢磨出來的感情，或許不夠激情蕩漾，但卻溫馨持久。
夫妻間起怨言，必是因為期待落空，因此她不做不切實際的期望，尤其是根本給不起的承諾。
反之，她也不作感情世界中帶有難度的許諾。
她覺得兩次婚姻，都是婚後才開始談戀愛。
她與柯先生只吃過七次飯就結婚，跟韋端結婚更是刻意、蓄意的。
她肯定婚姻的價值，但一定要用心去經營。
『當你跟某個人相處，覺得很自在，可以不受拘束的表達自己，更不必隱藏自己，含有一種信任的感覺，在相處時，沒有壓力，那就對了！』，是她檢視人生伴侶的直覺標準，她相信這個直覺。
有些女人愛拿丈夫當話題，但鄭淑敏覺得，不管她和誰結婚，她就是鄭淑敏。她以『她自己』存在世界，先生只是她生活中的伴侶。她認為，『自我認同』很重要。
一般人常說『愛情是女人的全部，是男人的一部分』，但不適用於她。
當鄭淑敏翻譯『第三性』時，（中譯文是『成功的專業女性』）書中提到，一位專業女性，在社會角色轉換時，必須時時注意自己的角色定位。女性雖有溫柔的一面，但對她而言，溫柔是被她的小女兒帶出來的。
對於婚姻的詮釋，鄭淑敏認為『婚姻的重點不在先生，而在小孩』，丈夫與她是平等的，共同負擔家庭，但小孩不同，她必需絕對負責，因為是她要的。
鄭淑敏與韋端熟識，因同是南懷瑾的學生，當時韋端坐在鄭淑敏的正對面。在柯先生還在時，她與韋端就認識了，只是平常說話的機會不多。韋端只是默默地看著鄭淑敏熬過婚姻的痛楚。
有次，因為時報雜誌刊登一篇關於中科院黑幕的文章，才使得他們雙方，有了進一步的交集。
當時鄭淑敏剛送骨灰從美國回來，並不知情。
沒想到，去上課時，韋端跟她說的第一句話，竟然是『妳把我害得好慘！』，當時鄭淑敏聽得很納悶，韋端告知她事情的來龍去脈：中科院安全室主任正在調查是誰洩漏機密，對象包括所有從中科院出去的人，而韋端曾在中科院從事飛彈研究。
為此，鄭淑敏打電話給中科院的安全室主任，她說，『我跟你保證，這篇文章是我們記者自己去挖出來的，跟中科院離職的同仁毫無關係。但礙於報社立場，我無法透露消息來源。』
事後，她主動與韋端聯絡，除表達歉意外，還告知她所採取的行動。從那時起，鄭淑敏才進一步認識韋端。由於身為編輯人，對於內幕新聞難免有高度敏感，因此她想透過韋端，多方的了解中科院。於是，她藉故請客陪罪，常常與韋端一同吃飯。
那時，韋端剛考上甲種特考，被分發到退輔會，擔任統計處統計長。即使再忙，每週上課前，韋端會邀鄭淑敏一同吃飯，所以他們很自然地交往。在鄭淑敏的眼中，韋端是個務實的人，更是與她完全不同領域的人。因此在他們交往過程中，她可以從他身上學得物理、天文、數學、統計等，她不熟悉的東西。
後來韋端告訴她，『當時有很多人追妳，也有很多人幫你作媒，所以我用統計方法計算，如果要追妳，或然率高不高？！』，在他計算過後，或然率不低，於是他採取的行動。鄭淑敏覺得很新鮮，『竟有人用如此科學的方法，來處理自己的感情』。
由於各擅不同的領域，鄭淑敏與韋端的相處，可說是相當自在。不過，他倆會結婚，還有一位關鍵人物。
當時身旁的好友都關心鄭淑敏的婚姻，公推薇薇夫人出面鑑定。有次，薇薇夫人單獨邀請韋端吃飯。飯後回來，薇薇夫人告訴鄭淑敏『這個男人妳可以嫁！』
原來，薇薇夫人非常了解鄭淑敏，她說，『妳是無法容忍一個需要被照顧情緒的人』。因此，當她看到韋端吃麵時大口自在的樣子，她覺得這個男人可以照顧自己的情緒，不需要鄭淑敏多花心思去照顧他的情緒！鄭淑敏也同意，自己是個很有情緒的人，她沒有餘力去照顧一個跟她一樣也有很多情緒的人。
當然，鄭淑敏決定嫁給韋端，也有幾個理性分析的理由：首先，韋端離過婚。對鄭淑敏而言，婚姻是道難題，她無法嫁給一個毫無婚姻經驗的人。其次，韋端沒有小孩，如此一來，可降低婚姻的複雜度。再者，韋端是個孤兒。他兩歲時，父母過世，他從小就寄人籬下，由祖母一手帶大。四歲時，祖母過世，他跟著四姑媽流浪到香港。一直到九歲，才被五姑媽接到台灣。雖然他有一個坎坷的童年，卻沒有因而憤世嫉俗。他不僅樂觀、進取、好學，還有強勁的生存適應力。
曾有媒體訪問鄭淑敏的第二任老公韋端，且開門見山地直問：傳言你們的婚姻有問題？
韋端對這一問題答得很妙。
他說：『哪個家庭沒有問題？我只對數字敏感，對別的一點都不敏感，我和她剛好是高度的互補。如果，我也和她同樣的敏感，我看兩個人恐怕都煩死了。她說我的神經線很粗，反正我的方法，就是她發小姐脾氣時，我不吭聲就是了；如果，我也暴跳如雷，那恐怕會像鬥蟋蟀一樣，場面可想而知。
我在我的書《知識解碼》裡曾提到，人生就是一張大考卷，有的人拒絕作答，早早就把考卷撕了、扔了；有的人隨便應付，考卷塗得很難看；有的人認真作答，仔細體驗人生。其實，拒答者和應付者並沒有學習到什麼，這樣的人生恐怕會被留級重來。
鄭淑敏就很贊同我的「人生考卷說」，她告訴我：應該去申請專利。人與人之間也一樣，彼此互為考卷及答題者，五倫之間亦是如此。
所以，我一直認為，人生就是一張考卷，一定要好好作答，然後簽名交卷，答得好，就不會再到物質世界來受苦。面對考卷的態度一定要很認真，這會決定人生的成敗，認真去做，人生就圓滿。人生的考卷和課堂上的考卷不一樣，沒有人規定你五十分鐘交卷，你大可以慢慢地答。
截至目前為止，她一直很感謝，我給她的是一張快樂的考卷。』
韋端的個性與鄭淑敏差異頗大，但是，兩人的程度卻相當。
在官場上，鄭淑敏入閣當文建會主委，韋端則也入閣當主計長。在學歷上，鄭淑敏是比利時魯汶大學碩士及博士候選人，韋端則是國立清華大學數學系畢業，美國南卡羅來納大學統計學碩士、博士，兩人學經歷相當匹配。
在年齡上，鄭淑敏比韋端大三歲。因此，婚前鄭淑敏要求，韋端要比她長命！
兩人的個性與思想，相當南轅北轍。對鄭淑敏而言，看到『水』，她會想：柔情似水。對韋端而言，看到『水』，他會想：可以用來水力發電！聽音樂會，鄭淑敏能欣賞其內涵，韋端陪她，卻能利用心算，算出一場音樂會共用幾百萬個音符！
外界總認為，鄭淑敏成就不凡，又比韋端早做政務官，氣焰一定很高，想必在家是騎在先生頭上。
不過，韋端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說『你們都看到她精明幹練，事業心強的一面；她善於廚藝，很愛作菜的一面，只有熟的朋友才知道』，他覺得，『所有職場外的女性特質，鄭淑敏都具備。』
韋端認為自己幸運的不得了，老婆既會上班賺錢，又可把家料理好，讓他無後顧之憂。但是如果這麼說，外界會不相信，所以韋端乾脆說，『我老婆是登峰造極、出類拔萃！』
外界總認為，韋端仕途順遂，是由於鄭淑敏與李登輝的關係良好。接受媒體採訪時，韋端不諱言地說，『鄭淑敏是我的貴人！』。
事後鄭淑敏問他怎麼這麼說，韋端回答，『妳難道要我說，我今天的成就都是自己單獨一個人奮鬥來的嗎？！』
事實上，他們夫妻倆都清楚，記者們要的是他們想聽的訊息，記者不要的事實，一再跟他們說，也沒有什麼意義。
鄭淑敏說，『如果你不知道我是個上班族，你會認為我是個賢妻良母。』，這是難以讓人想像的，就像一般人的觀念中，總認為『女強人一定不善料理家事、帶小孩』。鄭淑敏認為，要去強調這些事有點丟臉，怎麼好意思說，『自己是個很棒的家庭主婦？！』
●婚姻是『差異』的結合
鄭淑敏與韋端的『二度』婚姻，沒有上全國版頭條，沒有『美國外交官夫人』的頭銜，沒有權傾一時的賀客盈門，沒有令主管不知所措的震撼，是屬於一般人所謂的正常婚姻狀態。
雖然鄭淑敏很理性的選擇把自己嫁掉，但對於二度婚姻，心靈上仍不免有些許的害怕與惶恐。
由於看過父母尋常夫妻婚姻間的挫敗、複雜與抱怨，再加上自己已走過一段不平凡的異國高齡差距完美戀情，讓鄭淑敏面對『二度婚姻』的尋常夫妻生活時，更急著想證明任何難度的婚姻，她都可以用心經營成功。
鄭淑敏很清楚，兩人個性的不同，會造成『期待值』的落差與挫折。
鄭淑敏當然知道，與韋端的婚姻生活，這種挫折感，發生在她身上會比韋端多，因為韋端不及她敏感。但這也是鄭淑敏選擇韋端的重要因素。
鄭淑敏認為，若是倆人都很敏感，會製造出很多不必要的麻煩。
她很感激韋端與她的互動方式：當韋端一時之間，無法捕捉到她情緒上的期望時，他會懂得讓鄭淑敏獨處，慢慢地化解自己的情緒。
鄭淑敏覺得，造就一個成功的婚姻，必須有三大要素：首先，要『瞭解』彼此的差異性，其次，要學會欣然『接受』其差異，最後，要進而『欣賞』彼此的獨特差異性。
對於親密的伴侶，人們總認為『為什麼他（她）不這樣、不那樣』、『他（她）應該如何如何才對啊！』；對於陌生或不熟的人，人們反而不會如此的期待。
鄭淑敏覺得，應該調整想法與態度：對方應該就是他（她）原來的樣子。
每個人的思想、感情反應，永遠不可能相同，千萬別一廂情願地要求內心幻想式的完美版本呈現眼前，這就是成功婚姻的首要體認──瞭解差異。
婚姻，是『差異』的結合，不是『影印效果』的追求，要結合『差異』，當然要先瞭解差異，不瞭解差異的結合，是忽視事實的激情夢幻，是省略現實的愛情象牙塔，只有面對差異，看清差異、瞭解差異，才能想清楚，這般差異適不適合進一步『結合』，也只有這等條件下的結合，才能在『縱使有困擾，也願學習『接受』差異』。
愈能接受差異，就愈沒有幻想，愈懂得正視差異之距離，期望落差就愈小；沒有感情上的幻想，沒有過大的期望落差，困擾就能降至最低。
『了解差異』、『接受差異』在婚姻生活中，可以減少『扣分』，但是，要『加分』可還得進一步學會『欣賞』差異才行。
懂得『欣賞』彼此的差異性，而又能愉快地結合在一起，將使彼此雙方的差異性，呈現出結合後的獨特性。
易言之，要學會尊重對方原有的樣子。
鄭淑敏相信，如果彼此有這樣的認知，即使思考模式南轅北轍，婚姻照樣可以調適經營得很好。
鄭淑敏比韋端早一步擔任政務官，錢又一直賺的比韋端多，外人看待他們的婚姻，必聯想男性的沙文心理飽受打擊而抑鬱難伸。
事實上，在鄭淑敏職業與事業的經營過程裡，韋端從未表現出冷嘲熱諷或是鬱悶不悅，反而一再地感到與有榮焉，甚而，時時不忘給予支持與讚賞。
換句話說，鄭淑敏的任何優點，都不會成為韋端的負擔。
這一點，讓鄭淑敏相當感激韋端，覺得自己很幸運。
婚姻生活中，一定要講求『分工』合作，才能提昇生活品質，這方面他們雙方培養了『自動補位』的默契，當韋端工作繁忙，分身乏術之時，鄭淑敏會肩負起家庭所有的責任，例如：照顧小孩、管理家務。而當鄭淑敏因公出差或是趕不及回家做飯時，韋端也會料理家事，親自下廚做飯。也就是說，傳統『男主外，女主內』的觀念，並不適用於他們的家庭。
當然，夫妻間的相處，難免會有『技術性』的『凸槌』問題。
例如：當對方生日、或是結婚紀念日時，總會送對方小禮物。這時，很容易碰上一些狀況，譬如，對方送的東西，完全不合己意。
鄭淑敏記得，新婚不久，韋端到西班牙出差，幫她帶回一套昂貴的咖啡色套裝送她，偏偏鄭淑敏從來不穿咖啡色衣服，鄭淑敏很禮貌的道謝。從此，那套衣服就一直擺在衣櫃裡，鄭淑敏未曾穿過。
因此，鄭淑敏採取了另一個方式：當她生日、結婚紀念日快到時，她會主動『洩題』給韋端：她想要的是什麼禮物。
與其讓他猜不中，不如直接告訴他。
當然，『洩題』的內容，必須是他付得起，或給得起的。
鄭淑敏篤信，在婚姻生活裡，不要有感情上的猜測地雷，猜測不中，誤觸感情地雷，引爆不必要的挫敗情緒，會嚴重傷害感情，其代價不是猜中時短暫歡愉所可以抵付，因此，鄭淑敏主張『多洩題』、『少猜測』。
鄭淑敏記得，母親常常告誡她，『作一個女人，要學會獨立自主』，所謂的獨立自主，就是以一個partner（伴侶）的身分，與另一半相處，而partner是一個婚姻的『合夥人』。
既不是『附屬』，也不是『仰賴』的關係。
鄭淑敏個人對婚姻的態度是：肯定它，但不必死守它。不過，一定要用最大的力氣，去經營它。
在第二次的婚姻中，韋端對待鄭淑敏與前夫的第一個小孩，親如己出一般，這使大女兒與二女兒不會因『差別心』，而有相處上的障礙，兩個小孩相處得非常好，如何讓她們在成長與相處的過程中沒有『差別心』，這一點，鄭淑敏覺得韋端作得很成功。
這不是一個人的工作，而是倆人的工作，倆人有的共識是『你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我們的』，這種共同體的概念，在雙方各有一次婚姻經驗後，這顯得特別重要。
所謂的差別心，鄭淑敏說明，韋端大可不必視『大女兒』為他的女兒，甚而，可加以區別為：我的小孩，你的小孩。不過，如此一來，相信家中是隨時有枚待爆炸彈。這方面，韋端的作風是，在人前人後，一向認為『這是我的女兒，我的大女兒』。
婚姻裡，比較容易累積危機的地方，就是夫妻雙方沒話說。
鄭淑敏覺得，與韋端的婚姻裡，永遠有話講，因為在工作的領域上，有很多專業可以交流。談論孩子，更是話題之一。
大多時候，二人分享各自在專業上所碰到的難題，進而彼此出主意。
韋端常幫鄭淑敏收集資料，韋端找資料的功夫有其特殊過人之處，碰巧，鄭淑敏是個不保留資料的人，如此拍檔，使得韋端就像電腦一樣，永遠知道資料放在哪裡，隨時可以叫出。而當韋端在下判斷時，鄭淑敏會提供看法。
在夫妻社交生活方面，鄭淑敏絕少以『夫人』的身分，出現在韋端的工作領域上。這一作法，使得別人鮮少看到他們倆夫妻同進同出應酬，甚而懷疑他們是否婚姻亮起紅燈。
其實是，鄭淑敏不愛應酬，她連自己的應酬都不去，更何況去參加韋端的應酬。
主計處有類似婦聯會的活動，主計長的老婆是該活動的召集人，但是，主計處在韋端擔任主計長的任內，從沒辦過婦聯會般的活動，因為，鄭淑敏從不出現，遑論召集活動。
在夫妻社交生活中，若是因老婆的成熟社交手腕，而助先生一臂之力，則韋端是完全沒有那個福分，因為鄭淑敏是屬於不配合『社交生活』型的自主性格。
這一點，鄭淑敏並不刻意強調或執行，只因她有自己的專業，除非有必要，否則她鮮少以眷屬的身分出現社交場合，若遇絕對必要的場合，要以眷屬身分出現時，她一定不主動介紹自己的『工作』（如：『中視董事長』、『文建會主委』）。
在他們家裡，沒有強迫誰一定要做什麼，例如：韋端喜歡大自然，女兒也喜愛科學，因此，韋端常帶著女兒去爬山、看星星，而鄭淑敏不愛戶外活動，就父女倆開開心心的出遊，她自己一個人留在家裡看書，聽音樂，作她想作的。
當鄭淑敏帶著女兒去看藝術表演，聽音樂會、看戲時，韋端則不一定參與。
他們家裡沒有誰指揮誰，或誰要求誰的『問題』，只有彼此想誰配合誰，或如何配合的『討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