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試閱
我二月裏搬到紐英倫去，幾年不通消息。一九五八年，我申請到南加州亨亭屯‧哈特福基金會去住半年，那是Ａ＆Ｐ超級市場後裔辦的一個藝文作場，是海邊山谷裏一個魅麗的地方，前年關了門，報上說蝕掉五十萬。我寫信請適之先生作保，他答應了，順便把我三四年前送他的那本《秧歌》寄還給我，經他通篇圈點過，又在扉頁上題字。我看了實在震動，感激得說不出話來，寫都無法寫。
寫了封短信去道謝後，不記得什麼時候讀到胡適返台消息。又隔了好些時，看到噩耗，只惘惘的。是因為本來已經是歷史上的人物？我當時不過想著，在宴會上演講後突然逝世，也就是從前所謂無疾而終，是真有福氣。以他的為人，也是應當的。
直到去年我想譯《海上花》，早幾年不但可以請適之先生幫忙介紹，而且我想他會感到高興的，這才真正覺得適之先生不在了。往往一想起來眼睛背後一陣熱，眼淚也流不出來。要不是現在有機會譯這本書，根本也不會寫這篇東西，因為那種倉皇與恐怖太大了，想都不願意朝上面想。
譯「海上花」最明顯的理由似是跳掉吳語的障礙，其實吳語對白也許並不是它不為讀者接受最大的原因。亞東版附有幾頁字典，我最初看這部書的時候完全不懂上海話，並不費力。但是一九三五年的亞東版也像一八九四年的原版一樣絕版了。大概還是興趣關係，太欠傳奇化，不sentimental。英美讀者也有他們的偏好，不過他們批評家的影響較大，看書的人多，比較容易遇見識者。十九世紀英國作家喬治‧包柔（George Borrow）的小說不大有人知道──我也看不進去──但是迄今美國常常有人講起來都是喬治‧包柔迷，彼此都欣然。
要是告訴他們中國過去在小說上的成就不下於繪畫磁器，誰也會露出不相信的神氣。要說中國詩，還有點莫測高深。有人說詩是不能譯的。小說只有本《紅樓夢》是代表作，沒有較天真的民間文學成分。《紅樓夢》他們大都只看個故事輪廓，大部份是高鶚的，大家庭三角戀愛，也很平常。要給它應得的國際地位，只有把它當作一件殘缺的藝術品，去掉後四十回，可能加上原著結局的考證。我十二三歲的時候第一次看，是石印本，看到八十一回「四美釣游魚」，忽然天日無光，百樣無味起來，此後完全是另一個世界。最奇怪的是寶黛見面一場之僵，連他們自己都覺得滿不是味。許多年後才知道是別人代續的，可以同情作者之如芒刺在背，找到些藉口，解釋他們態度為什麼變了，又匆匆結束了那場談話。等到寶玉瘋了就好辦了。那時候我怎麼著也想不到是另一個人寫的，只曉得寧可再翻到前面，看我跳掉的作詩行令部份。
在美國有些人一聽見《海上花》是一八九四年出版的，都一怔，說：「這麼晚……差不多是新文藝了嘛！」也像買古董一樣講究年份。《海上花》其實是舊小說發展到極端，最典型的一部。作者最自負的結構，倒是與西方小說共同的。特點是極度經濟，讀著像劇本，只有對白與少量動作。暗寫、白描，又都輕描淡寫不落痕迹，織成一般人的生活的質地，粗疎、灰撲撲的，許多事「當時渾不覺。」所以題材雖然是八十年前的上海妓家，並無艷異之感，在我所有看過的書裏最有日常生活的況味。
胡適先生的考證指出這本書的毛病在中段名士美人大會一笠園。我想作者不光是為了插入他自己得意的詩文酒令，也是表示他也會寫大觀園似的氣象。凡是好的社會小說家──社會小說後來淪為黑幕小說，也許應當照novel of manners譯為「生活方式小說」──能體會到各階層的口吻行事微妙的差別，是對這些地方特別敏感，所以有時候階級觀念特深，也就是有點勢利。作者對財勢滔天的齊韻叟與齊府的清客另眼看待，寫得他們處處高人一等，而失了真。
管事的小贊這人物，除了為了插入一首菊花詩，也是像「詩婢」，間接寫他家的富貴風流。此外只有第五十三回齊韻叟撞見小贊在園中與人私會，沒看清楚是誰。回目上點明是一對情侶，而從此沒有下文，只在跋上提起將來「小贊小青挾貲遠遁，」才知道是齊韻叟所眷妓女蘇冠香的婢女小青。丫頭跟來跟去，不過是個名字而已，未免寫得太不夠。作者用藏閃法，屢次借回目點醒，含蓄都有分寸，扣得極準，這是唯一的失敗的例子。我的譯本刪去幾回，這一節也在內，都仍舊照原來的紋路補綴起來。
像趙二寶那樣的女孩子太多了，為了貪玩、好勝而墮落。而她仍舊成為一個高級悲劇人物。窩囊的王蓮生受盡沈小紅的氣，終於為了她姘戲子而斷了，又不爭氣，有一個時期還是回到她那裏。而最後飄逸的一筆，還是把這回事提高到戀夢破滅的境界。作者儘管世俗，這種地方他的觀點在時代與民族之外，完全是現代的，世界性的，這在舊小說裏實在難得。
但是就連自古以來崇尚簡略的中國，也還沒有像他這樣簡無可簡，跟西方小說的傳統剛巧背道而馳。他們向來是解釋不厭其詳的。《海上花》許多人整天蕩來蕩去，面目模糊，名字譯成英文後，連性別都看不出。才摸熟了倒又換了一批人。我們「三字經」式的名字他們連看幾個立刻頭暈眼花起來，不比我們自己看著，文字本身在視覺上有色彩。他們又沒看慣夾縫文章，有時候簡直需要個金聖嘆逐句夾評夾註。
中國讀者已經摒棄過兩次的東西，他們能接受？這件工作我一面做著，不免面對著這些問題，也老是感覺著，適之先生不在了。
‧初載於一九六八年二月《香港明報》月刊第二十六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