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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朝那些孩子走去，他們還在踢足球。
『你們知道這附近哪裡有花店？』他問道。
其中一個男孩指向遠方。
韋蘭德拿出錢包，抽出一張一百克朗的紙鈔。
『幫我跑去花店買些花，』他說，『要玫瑰花。快點回來。我會給你十克朗跑腿費。』
那男孩睜著一雙大眼看著他，但接下了錢。
『我是警察，』韋蘭德說，『很厲害的警察。如果你拿錢跑了，我會找到你的。』
男孩搖搖頭。
『你為什麼沒穿制服？』他以生硬的瑞典語問，『你看起來不像警察，不像厲害的警察。』
蘭德拿出警徽給他看。那男孩看了一會兒，便點點頭撒腿出發了。其他孩子則繼續踢球。
他很可能不會回來了，韋蘭德陰鬱地想，從很久前，我們的國民就已經不再尊重警察了。
但那孩子帶著玫瑰花回來了。韋蘭德給了他二十克朗，十克朗是跑腿費，另外十克朗是當作回來的報酬。過了一會兒，一輛計程車駛過來停下，斯特凡的母親下了車。她變老了，瘦得像是生了場大病。一個七歲左右的小男孩站在她身邊，他長得很像他哥哥，睜著一雙充滿恐懼的大眼。從那時起到現在，他仍然生活在驚恐之中。韋蘭德走過去招呼他們。
『就只有我們和牧師。』她說。
他們走進教堂。牧師是個年輕人，正坐在棺材旁看報。韋蘭德發覺安妮特‧弗雷德曼突然抓住他的手臂。
他明白了。
牧師站起身來，把報紙放在一邊。他們在棺木右邊坐了下來。她仍然挽著他的胳膊。
韋蘭德想，她先是失去了丈夫。畢雍‧弗雷德曼是個粗暴而讓人厭惡的男人，經常打她並讓孩子受驚，但他是她的丈夫和孩子的父親。後來，他被自己的兒子殺了。然後，她最大的孩子露易絲死了。現在，她來到這裡，埋葬她的兒子。她還剩下什麼？半條命嗎？
有人在他們身後走進教堂。安妮特‧弗雷德曼似乎沒有聽到，不然就是她正盡力自制，以至於無法去注意其他事情。有個與韋蘭德年紀相仿的女子正沿著走道走上前來。安妮特‧弗雷德曼終於抬起眼皮，對她點了點頭，那名女子在他們身後幾排坐了下來。
『她是醫生，』安妮特‧弗雷德曼說，『叫艾格妮‧麥斯特羅。揚斯狀況不太好的時候，她幫過我們。』
韋蘭德認得這個名字，但花了點時間才回想起來。在某天夜裡，透過斯德哥爾摩電台，他找到了當時身在蘭德梭外海一艘遊艇上的艾格妮‧麥斯特羅和她丈夫，是他們提供了斯特凡‧弗雷德曼那件案子裡最重要的線索。
韋蘭德聽到風琴聲，但沒看見彈風琴的人，原來是牧師按下了錄音機。
他納悶著為什麼沒聽見教堂鐘聲，葬禮不都是從教堂鐘聲開始的嗎？但這想法因為安妮特‧弗雷德曼再次抓緊他的手臂而被驅走了。他瞥了她身邊的男孩一眼，這年紀的孩子適合參加葬禮嗎？韋蘭德不這麼認為，但男孩看起來相當鎮定。
音樂聲消失了，牧師開始講話，他重申基督的話語：『把你們的小兄弟帶到我這裡來。』韋蘭德把注意力集中在棺木上的花圈，數著花朵好讓喉頭的腫脹不至於擴大。
儀式很短，然後他們走近棺木。安妮特‧弗雷德曼的呼吸粗重，彷彿她是正在最後衝刺的短跑選手。艾格妮‧麥斯特羅站在他們身後。韋蘭德轉向那個似乎不太耐煩的牧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