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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格機制的局限
市場可能無法單靠價格機制達成供需平衡
二○二二年十一月一日，泰勒絲正式宣布「時代巡迴演唱會」將於隔年三月揭開序幕。
消息一出，所有人都知道門票勢必掀起空前的搶購狂潮。因為泰勒絲絕對是全球最受歡迎的流行歌手，而且這是她睽違五年的首次巡迴演出（前一次的巡演因疫情而被迫取消）。此外，她的第十張錄音室專輯《午夜》（Midnights），發行首日便在Spotify突破一億八千萬次播放，刷新該平台史上單日最高串流次數。
儘管演出選在大型體育館舉行，但渴望親睹泰勒絲風采的觀眾人數，遠遠超過場地的座位。和許多前輩巨星一樣，泰勒絲也面臨了一個棘手的問題：如何將有限的門票分配給成千上萬的歌迷？
泰勒絲及其團隊的選項之一，是抬高票價。他們甚至可以效仿紐約市房東，為每場演出設定「市場出清價格」：只要價格標得夠高，最終每個座位只會剩下一個人願意支付該價格。
採取「能抬多高就抬多高，且座無虛席」的定價，顯然能為藝人帶來極其可觀的額外收益。不過，泰勒絲並沒有採用這樣的做法。
她反而訂了一個較為親民的價格。時代巡迴演唱會的原價票，從遠離舞台區的四十九美元起跳，到舞台核心區的四百九十九美元不等。在這樣的票價下，每一場次的潛在購票人數都遠超過座位供應量。
明明可以輕易調高票價，照樣場場售罄，為什麼泰勒絲卻甘願放棄這筆收入呢？對於這種定價策略，有兩種常見的解釋。
傳統經濟學的觀點假設，人總是以自身利益為優先。從短視的角度來看，通常是盡可能拉抬價格，追求最大的利潤。但現實世界中，餐廳、音樂演出或節目的人氣會助長話題熱度，提高未來的需求。當下的超額需求，像是門外大排長龍，或大家都在熱烈討論門票有多難搶，反而可能帶動明日、甚至日後每一天更強勁的需求。這或許解釋了為何餐廳老闆、音樂人、百老匯製作人等人，常常將餐廳、演唱會和劇院的票價訂得比「座無虛席」所需的價格更低。這些賣方依然在追求最大利潤，只是他們的眼光放得更長遠。
像泰勒絲這樣的超級巨星，無須藉此手段製造話題，但在訂定票價時，她或許還是考量到長期的影響。除了追求巡迴演唱會收益最大化，泰勒絲很可能也希望維繫歌迷（即Swiftie）的忠誠與熱情，讓他們持續串流她的音樂、購買周邊商品，並在未來數年持續參與她的演唱會。粉絲忠誠度也確保她能獲得豐厚的代言合約，例如與美國第一資本銀行簽署的多年合作案。紐約市的房東並不在乎租客是否喜歡他，只要房租按時繳交即可，但泰勒絲則不同，她是一位名人，未來事業的發展有一大部分取決於大眾對她的好感。況且不難想像，當一位身家高達十六億美元（據《富比士》二○二五年的估計）的藝人向歌迷收取高昂票價時，很容易被貼上貪婪與剝削的標籤。
泰勒絲這種等級的藝人，選擇放棄獲利機會，第二個原因未必完全出自傳統經濟學模型中「凡事以自我利益為重」的邏輯（即便這與另一個原因並不衝突），而是背後另有考量，並非單純以追求利潤最大化為唯一目標。
以泰勒絲的立場而言，她或許不願見到門票調漲至「市場出清價格」後所衍生的狀況。她可能認為，這種定價有失公允，只有財力雄厚、或是口袋夠深的歌迷才能負擔得起，而經濟較不寬裕的粉絲，則被價格門檻擋在門外。
依照這種觀點來看，泰勒絲想讓票價更親民的動機，是基於她對「分配不公」的顧慮。這類擔憂並非她獨有。對分配不公的關切，往往會凝聚成一種社會共識：在分配稀少的資源時，摒除價格機制反而才是更公平的做法。
當價格不公平時
何謂「不公平」
一個分配機制若要符合「公平」，必須要公正地對待每個人，不該只將利益給予負擔得起的人，而是盡可能地平均分配。
在一個人人都能平等獲取資源的世界裡，比方說，每個人都擁有相同的可支配金錢，而且商品和服務的定價對眾人一致，那麼價格將會是一個非常公平的分配機制。沒有人能壟斷全部資源，但每個人都能獲取自己最渴望的東西，沒有人吃虧或占便宜。舉例來說，你可能把市中心公寓視為首選，我則更偏愛享用高級餐廳的晚餐，儘管我們都無法擁有一切，但能運用各自的金錢，買到心中最珍視的事物。
然而，現實並非如此。
我們活在一個存在明顯財富與收入不均的世界，不同群體之間擁有的經濟資產差距極大。
只要是以價格來決定誰能取得稀少資源，經濟上的不平等就會反映在分配結果上。無論分配的資源為何，財力較弱的人永遠處於不利地位。
就像泰勒絲不希望演唱會門票定價過高，以免只有富裕階層才能進場，社會也時常達成相似的共識：某些物資或資源，不能單純以市場價格分配，以確保人人的取得機會更加平等。
以學校為例，公立小學也有熱門與冷門之分，熱門的學校可能擁有教學經驗更豐富的師資、更完善的硬體設施、或更優越的地理位置。即便如此，熱門公立學校的收費並未高於其他學校，也不會公開販售入學名額，無論家庭經濟狀況，家長都能讓子女免費就讀，所有學生也都必須遵循相同的入學程序。
我在賓州大學華頓商學院任教。在華頓，有些課程非常搶手，學生擠破了頭也想選修，但也有乏人問津的。然而，縱使我們是一所商學院，也不會將熱門課程的選修名額賣給財力最雄厚的學生。我們希望所有華頓學子，無論家庭背景或收入多寡，都能擁有平等的機會選修任何一門課程。
目前，美國有超過十萬人正在等待足以挽救生命的器官移植，全球各地也同樣面臨類似的器官短缺困境，許多患者必須在器官移植名單上枯等數年，才能獲得機會。遺憾的是，每年皆有上萬人在等待中離世，或因病情惡化至無法接受移植。然而，即使需求遠超過供給，社會至今仍舊沒有根據支付意願，來決定誰能獲得這攸關生死的移植機會。
同樣地，在新冠肺炎疫情高峰期，當醫院病床和呼吸器嚴重供應不足時，就診患者即使願意支付更高額的費用，也不能藉此搶到最後一台救命設備。當疫苗開始投入生產、供應仍緩不濟急的初期，醫療機構也並未將疫苗賣給出價最高的人，因為讓富裕人士獨占器官、呼吸器與疫苗等救命資源，將構成嚴重的社會不公。因此，社會有責任建立另一套分配機制。
當然，富裕階層在這些市場中仍然享有優勢。他們買得起優良學區的房產，有能力直接送子女就讀私立學校，疫情期間也有財力前往外地接種疫苗，還能自行添購呼吸器備用。儘管如此，社會仍舊基於公平性考量，為特定資源取得管道制定規範，盡量減少財富差距所造成的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