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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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許有那麼一點點不甘心的成分吧，二○一二年夏天，當《我就是忍不住笑了》出版時，我和出版社的編輯、企劃商量之後，決定把過去例行的大型演講改成「小型」的、「專門回答問題」的座談會。我們事先在網路上公開徵求問題，根據讀者提出的問題，挑選並且邀請他們來參加發表會。
兩場座談會讓我有機會更靠近了讀者的心事，前前後後一共回答了一百多個問題。這個過程，固然彌補了一些無法回答完讀者的問題的遺憾，但是在理直氣壯地回答問題的過程中，另一種我始料未及的忐忑心情卻油然浮現。
我不由自主地想起我寫的小說《危險心靈》中，因為教育事件發動抗爭的謝正傑接受電視採訪時，主持人和他的對話。
「謝同學，以你的年紀從事這樣的抗爭，我相信一定承受了許多壓力，」主持人問：「自己會不會感到害怕呢？」
我（謝政傑）點點頭。「會。」
「你怕什麼？」
沉默。
「怕被老師批評？怕學測成績不好？」主持人試圖引導我，「怕影響將來前途？」
我不停地搖頭，又清了清喉嚨，最後終於說：「我怕萬一我相信的事情是錯的。」
一邊回答著這一百多個問題，我一邊懷疑起來：
一個像我這樣的作家，以我有限的人生經歷──外加這麼多連自己都找不到答案的問題，真的有能力回答所有這些包羅萬象的問題嗎？或者，就算真的回答了，我的答案對解決讀者的問題有幫助嗎？萬一，答案不但派不上用場，甚至造成反效果，怎麼辦？
我就這樣懷抱著複雜的心情，完成了這兩場座談會。座談會之後，出版社很貼心地把當日發表會的內容，聽寫成逐字稿讓我參考。一頁頁翻著這些逐字稿，更加深了我的忐忑不安──才經過沒幾個月，我很容易就看見自己思慮不周的漏洞不少。我發現，有些問題，我其實可以用更好的切入點去思考，有些答案，其實可以用更有趣、更周密的方式回答。
這些發現在在提醒我，「答案」是一種有機體──它會隨著時間、經驗的累積，不斷成長、變動的。也正是這個提醒，觸動了我寫作核心最敏感的那根神經。我開始想，隨著外在的環境、人事的變化，答案在未來是會不斷地被推翻、進化的。可是我的回答一旦化成了文字（或者是網路上的影像），卻會像死掉的標本一樣長久地存在。
既然如此，死掉的文字，如何追得上不斷在演化的答案呢？
如果我相信，一個作家應該帶著問題和讀者一起思索，不斷追求更好的答案，而不是提供答案，讓讀者和自己感到滿足，從此停止對問題的思考。那麼，為什麼還要回答這麼多我未必能解決的問題呢？
一方面我告訴自己：人之大患在好為人師。但另一方面，手機螢幕上像是河流般流過的問題所發出的嗶嗶聲，又給我另一種迫切。
To answer, or not to answer ?（回答，或不回答？）
對我而言，這變成了一個真實的兩難。
那次的座談會之後沒多久，我輾轉收到了一個母親的來函。
這個母親告訴我，她的孩子本來是個在各方面都表現得非常優秀的學生。自從看了我寫的幾部長篇小說之後，不但在校成績一落千丈，情緒也越來越不穩定。父母親試著跟她溝通，也拜託學校的輔導老師和她討論，試盡各種方法都沒有幫助。她知道孩子是我的粉絲，又曾經參加過我的座談會，因為實在不知道該怎麼辦才好，才會冒昧提出這個請求，希望我能跟孩子單獨談談。信末，這個母親還附上了一篇孩子的文章，讓我參考。
我讀了孩子的文章，注意到筆鋒之下有一種超乎她的年紀應有的細膩與早熟。我又回頭去查看了一下她在座談會的提問。儘管那天針對她的問題我做了回答，不過，顯然，我的答案並沒能為她釋疑解惑。
大概是自己沒回答好孩子問題的責任感吧，我開始和母親聯絡、安排和孩子見面的細節。母親客氣地透過出版社聯絡的人員，表示願意付給我諮詢費用。不過我委婉地拒絕了。幾番溝通往返之後，我告訴這位母親：如果她真的非得送什麼東西給我的話，就請她帶上一杯黑咖啡請我吧。
見面當天，一見到我，孩子的母親立刻遞上了熱騰騰的咖啡，對我深深地一鞠躬。她把孩子交給我。正要離開前，忽然伸出手來，握著我的手。
我稍稍地愣了一下。不知道是因為母親急切的心情給我的錯覺，或者是咖啡的熱度，那隻緊握著我的手有種很特別的溫度，讓我覺得有些意外。
「小孩就拜託你了。」
她就那樣殷重地握著我的手，一會兒，才放開我的手，轉身離開。
坐在我面前的孩子，有著一副鬱鬱寡歡的表情。她對我述說怎麼開始閱讀我的書，又說了閱讀我的書，個別的心得、心情。聽著她的敘述，你又感覺得到一種矛盾──一種在那張鬱鬱寡歡的表情之下，隱藏著澎湃情感的強烈矛盾。
「妳最喜歡我的故事裡面的哪一個角色？」
「沈韋。」她說。
「為什麼？」我問。沈韋是《危險心靈》中一個充滿思考的小孩。他在教育事件抗爭現場唱了一首〈阮若打開心內的門窗〉，宣告了他的宣言之後沒多久，就以自殺結束了生命。
「我覺得他說出了我心裡的話。」接著這個孩子在我面前說出了小說裡面沈韋那段對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