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試閱
托納克：我們在此向書致敬，只是想證明當代科技根本沒讓書失去它的重要性。或許在某些情況下，我們還應該降低這些科技的進步象徵性。我想到的特別是你舉的例子，尚-克洛德，你提到黑斯提夫‧德‧拉布赫東在黎明把他在夜裡見證的事情印出來。
卡里耶爾：這是不可否認的功績。巴西的大收藏家荷西‧民德臨（José Mindlin）給我看過一個《悲慘世界》的版本，是一八六二年在里約（Rio）以葡萄牙文印的。也就是說，是這本書在法國出版的同一年，只比巴黎晚兩個月！雨果在寫的時候，他的出版商埃澤勒（Hetzel）就一邊把這本書一章接著一章寄給國外的出版商。換句話說，這部作品的發行跟今天這些暢銷書在好幾個國家以好幾種語言同步上市的方式差不多。有時候實在沒必要把當代技術的豐功偉業說得那麼神奇。在雨果的例子裡，事情發生的速度比今天還快。
艾可：亞歷山卓‧曼索尼[2]也有同樣的想法，他在一八二七年出版《婚約者》，非常暢銷，全世界有三十種盜版，可是一塊錢也沒進到他的口袋裡。他想跟米蘭的出版商瑞達耶里（Redaelli）和都靈的版畫家勾寧（Gonin）一起製作一套分冊的插畫版本，並且一冊一冊地控管出版。拿坡里的一個出版商一星期接著一星期盜印這個版本，於是他在這個生意裡賠上他所有的錢。這又是我們技術的豐功偉業的一個相對性的例證。還有很多其他的例子。十六世紀的羅伯特‧弗路德[3]一年出版三、四本書，他住在英國，書在阿姆斯特丹出版。他收到書的校樣，校對文字，檢查圖版，再把所有東西一起寄回去……可是他到底是怎麼做到的？這些書都是六百頁的那種書，還附上插圖！我們得相信當時的郵局運作得比我們現在的好！伽利略跟克卜勒還有那個時代的所有學者通信。一有新的發現，立刻就會有人讓他知道。
這個對照似乎給了舊時代較高的評價，不過我們或許可以給這樣的對照降溫一下：我在六○年代（以出版人的身分）請人翻譯了德瑞克‧德‧索拉‧普萊士[4]的書《小科學，大科學》（Little Science, Big Science）。作者在書中透過統計數據提出他的闡述，他認為十七世紀科學出版品的數量恰好可以讓一位優秀的科學家得知剛剛發表的一切新知，到了今天，同樣一位科學家就算只想要知道他的研究領域裡發表的所有論文「摘要」，都是不可能的事。就算他擁有效能最高的通訊工具，他也不再像羅伯特‧弗路德這樣的學者，可以有那麼多的時間做好那麼多的出版計畫……
卡里耶爾：用我們的隨身碟和其他儲存資訊的工具，把資訊帶著走。其實，就這件事而言，我們還是沒有任何新意。在十八世紀末，貴族們出遠門的時候，會用幾個小行李箱把他們的旅行書櫃帶著上路。三、四十冊的書，口袋書的形式，一個有教養的人應該知道的一切都在裡頭了。當然，這些旅行書櫃的容量不是以giga計算的，但是原理已經在那裡了。
這讓我想起另一種「節略」的型式，這就比較有爭議了。在一九七○年代，我住在紐約的一個公寓裡，那是一個電影製作人借我住的。那裡僅有的書，就是擺在一個書櫥裡的「世界文學名著文摘版」。這種事說起來實在很不真實：《戰爭與和平》五十頁就結束了，《巴爾札克》一冊就沒了。我簡直被嚇壞了。所有的東西都在那裡，可是都是不完整的，都是被截肢的。怎麼會有這麼大功夫去做這麼荒謬的事！
艾可：縮節本有很多種。一九三○到一九四○年，我們在義大利有個非常特別的經驗叫做「黃金階梯」（La Scala d’Oro）。這個計畫是一整套依年齡分配的書。有七到八歲的系列，有八到九歲的系列，也有到十四歲以下的，整套書的插畫十分出色，參與的藝術家都是一時之選。所有偉大的文學名著都在這套書裡找到了它們的位置。為了讓設定的讀者有能力閱讀這套書，每本書都由一位優秀的作家執筆，為少年、兒童重新寫過。當然，這些書都有一點「淨化版」的味道。譬如，警官賈維（Javert）並沒有自殺，他只是辭去公職而已。我得這麼說，直到後來年紀較長，讀到原版《悲慘世界》的時候，我才終於明白關於賈維的一切真相。可是我也必須承認，這部小說的要旨已經傳達給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