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試閱
反抗執法者
以前，每當警察攔下某人給他開罰單時，後者（也就是下文我們所稱的被告）通常面對執法者會想出三種策略：第一，立刻認錯並付錢了事；第二，首先辯白一番，企圖向執法者證明自己沒犯錯；第三，如果是個白癡，那就會厲聲回嘴說道：「你大概沒長眼睛不知道我是誰吧！」而執法警員對於後者通常只有兩種做法：其一，完全不理對方的威脅，繼續不動聲色將罰單開好然後遞給對方；其二，警察會心生疑懼並回答：「對不起，打擾您了，沒事沒事，您可以走了，某某醫師、某某大哥、某某議員先生等等。」
然而今天，被告似乎另有第四種選擇，而且會用它的人越來越多，因為只需冷靜開口說：「你搞不清楚自己是誰！」然後再對那嚇得面無人色的執法者解釋說：「你不過是莫斯科拿錢豢養的骯髒共產黨員。我們指的當然不是現在的俄羅斯人，因為他們都是很棒的人，包括普亭總統都是（這位先前幹過ＫＧＢ的人是貝魯斯柯尼的摯友），而是昔日的莫斯科，那時它還以秘密權勢中心的身分藏在阿富汗的岩洞裡，和賓拉登還有猶太國際組織一起，因為大家知道他們都是一路貨（儘管最好不要高聲張揚）。」
總而言之，今天的被告不必再證明自己的無辜與否，或低聲下氣詢問自己被告的確實緣由，而是立刻回過頭來反咬執法者一口，管他警察或是最高法院的院長。
從我所提議的革命性法律（尤其是允許每位被告受自己信任得過的法官審判的那條）來看，我認為自己有關立法修正的各項提議可以用一條原則加以概括：每個公民首要擁有的，便是不僅可以質疑控告他那個人的合法正當地位，而且還要將同樣的態度加諸於調查他的人身上。波隆納法院的那幾位檢察長曾對某些公務人員展開調查（其中包括一位縣長）以便釐清他們在馬可‧比亞吉被暗殺事件中有無失職情事，因為比亞吉曾多次根據自己應享的權益向當局申請貼身護衛，可是每次均遭拒絕。
那些公務員很可能會以過失殺人罪名遭到起訴。人家沒有明講他們有可能為了什麼緣故被告，只說當局對他們展開調查，如此而已，但司法制度也許操之過急：人非聖賢，孰能無過。然而當中有些成員或是和多數黨關係匪淺的人〔科西卡（Cossiga）──共和國前任總統，卡羅‧喬凡納第（Carlo Giovanardi）──國會關係部長，卡耶塔諾‧培果雷拉（Gaetano Pecorella）──「義大利力量」黨的國會議員等等〕第一時間的反應便是對檢察官展開反擊。在當前的氛圍中，很明顯的，他們一定會先否定執法人員的合法地位，並將對方抹黑成收受反對勢力好處、在違反國家利益的情況下迫害他們。
這種場面其實並非新鮮事。另有一件眾所周知的案子（而且內情已被證明為真）：有人將古柯鹼帶進某部會。不久前我還提議不處罰這件確實成立的輕罪，反而將它視為可阻止毒品在外流通、值得嘉許的努力。可是警方將一份報告交付法庭，報告中陳述，古柯鹼的的確確交到經濟部副部長吉安法蘭柯‧密西凱手裡。但警方也可能弄錯，所以可以想見，認為自己遭到不當控訴的副部長會說的話應該是：「證明給大家看呀！」或者他該提出超級有力的不在場證明（比方證明那天他的腳沒踏進經濟部裡一步）。可是，密西凱先生的真實反應究竟如何？他堅持認定：「在我國警政體系中有些誤入歧途的分子，根本忘了當初入行時前輩向他們諄諄教誨的正道。」這真是將執法者去合法化的經典例子啊。副部長的這句話有不少弦外之音：首先，做為秩序捍衛者的警察並不是什麼值得相信的榮譽人士（我們知道這句話如果是在西西里人間使用會有什麼後果）；其次，他們很明顯都是莫斯科羽翼下的分子。怎麼？連警察都是啊？是的。以前不是說只有司法體系裡的人才是嗎？那就要視情況而定，那些檢控你的，你才要將他們去合法化，可是如果換成警察，也是要由他們去承受相同的命運。那麼難道不需要替熱那亞那些帶槍警察說些辯護的話㳖？當然，這是人之常情，因為他們在熱那亞並沒有反對你們。可是回到羅馬就反過來對付你們，所以你們就在羅馬將他們去合法化，因為各位無法再相信他們。
於是大家看到，我所建議的事絕非空中樓閣。每個公民都該有「反控控訴者」的權利，還有，心態要以「服從司法」轉變成「執法人員都是豬」才行。另外，大家不僅要從貫徹「凡事存疑」的立場變成「逢警必反」。自然，也需要發明一個適合梵諦岡使用的版本：為了保障「天使守衛」（Anges Gardiens）那不可置疑的尊嚴和本質，從今以後也許可以改口稱他們是「天使蹩腳律師」（Anges Avocaillon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