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試閱
拉伯雷的旁徵博引如此大氣，但是和笛卡兒的博學相比，還有另一種意義。小說的智慧和哲學的智慧是不同的。小說並非誕生於理論的精神，而是誕生於幽默的精神。歐洲的一個失敗，就在於它從來不曾理解歐洲最偉大的藝術——小說；歐洲不理解小說的精神，不理解小說無邊無際的認識與發現，也不理解小說歷史的自主性。受到上帝笑聲啟發的藝術，其本質並非屈從於意識形態的確信態度，而是去反對它。跟佩涅洛佩一樣，這門藝術在夜裡拆散了神學家、哲學家、學者在前一天編織的掛毯。
近來，人們習於談論十八世紀的壞處，甚至一直談到這個陳腔濫調：俄羅斯極權主義的不幸，是歐洲的作品，尤其是啟蒙時代無神論的理性主義，因為它信仰著理性至高無上的權力。那些人把伏爾泰說成該為古拉格負責，我不覺得自己有能力同他們論戰。相反的，我覺得自己有能力說：十八世紀不只是盧梭、伏爾泰、霍爾巴赫（Holbach）的時代，也是（或者該說，尤其是！）菲爾丁、斯特恩、歌德、拉克羅的時代。
這個時代所有的小說，我最喜歡的是勞倫斯．斯特恩的《崔斯川．山迪》。這是一部奇怪的小說。斯特恩追憶著崔斯川被孕育的那個夜晚，以此開展這部小說，但他才剛開始說這件事，另一個想法隨即吸引了他，而這個想法又通過自由聯想喚起了另一個反思，接著是另一個小故事，結果是一次又一次的離題，而小說的主人翁崔斯川，則在長達一百多頁的篇幅裡被遺忘了。這種怪誕的小說寫法或許會讓人看作一種單純的形式遊戲。然而，在藝術裡，形式永遠不只是形式。每一部小說，不管願不願意，它都要提供一個答案給這個問題：什麼是人的存在？它的詩意又在哪裡？斯特恩的同代作家，像是菲爾丁等人，他們特別懂得品味行動與冒險的非凡魅力。但是斯特恩小說裡暗示的答案是不一樣的：詩意，照他的說法，不在行動裡，而是在行動的中斷裡。
或許，小說與哲學之間，一場偉大的對話間接地在這裡發生了。十八世紀的理性主義建築在萊布尼茲著名的句子上：nihil est sine ratione.——沒有任何存在之物不具理性。科學受到這個信念的刺激，熱烈地檢視著一切事物的為什麼，好讓一切存在之物看起來都是可以解釋的，所以，也是可以計算的。人，希望自己的生命擁有某種意義，他會放棄每一個沒有原因和目的的行為。所有的傳記都是如此寫下的。生命看起來像是一道因、果、成、敗的明亮軌跡，人則是一邊以焦急的目光緊盯著自己行為的因果鏈，一邊繼續加速向死亡狂奔而去。
世界退縮成一連串事件的接續交替，面對這樣的簡化，斯特恩的小說以其唯一的形式肯定了：詩意不在行動裡，而是在行動中止之處；在那兒，因果之間的橋梁被摧毀，思想在無所事事的甜美自由裡遊蕩。存在的詩意，斯特恩說，它處在離題之中。它在無法計算的事物之中。它在因果關係的另一邊。它sine ratione——不具理性。它在萊布尼茲的句子的另一邊。
我們不能僅僅根據思想、理論概念就來評價一個世紀的精神，卻不去注意藝術（尤其是小說）。十九世紀發明了蒸氣火車頭，黑格爾也確信自己已經掌握到世界歷史的精神。福樓拜發現了愚蠢。我敢說，這個以科學理性而如此自傲的世紀，它最偉大的發現就在這裡。
當然，即使在福樓拜以前，人們也已經知道了愚蠢的存在，但是人們理解的方式有一點不同：愚蠢被視作一種單純的缺乏知識，一種可以經由教育矯正的缺點。但是，在福樓拜的小說裡，愚蠢是跟人的存在密不可分的一個維度。它伴隨著可憐的艾瑪度日，直到她做愛的床笫，直到她臨終的病榻，病榻旁，還有兩個嚇人的扼結樂思忒，奧默（Homais）和布尼賢（Bournisien）在那兒交流著他們漫長的蠢話，彷彿悼詞似的。但是在福樓拜對愚蠢的看法裡，最嚇人、最令人憤慨的是：愚蠢在科學、技術、進步、現代性的面前並未被抹去身影，相反的，世界在進步，愚蠢也跟著進步！
福樓拜懷抱著一股淘氣的激情，蒐集了他身邊的人們為了表現聰明、跟得上潮流的樣子，而對他說出的刻板用語。他把這些用語編成了一本著名的《既成思想辭典》（Dictionnaire des idées reçues）。我們就借用這個書名來說吧：現代的愚蠢不是意謂著無知，而是對於既成思想的不思考。對於世界的未來，福樓拜的發現比起馬克思（Marx）或弗洛伊德那些震撼人心的思想更加重要。因為我們可以想像未來沒有階級鬥爭，沒有心理分析，卻不可能沒有既成思想無可抗拒的潮湧，既成思想被輸入電腦，被大眾傳播媒體廣為宣傳，很可能即將成為一股粉碎一切原創與個人思維的力量，因而扼殺現代歐洲文化的本質。
福樓拜想像出他的艾瑪．包法利，之後約莫八十年，在我們這個世紀的三○年代，有一位偉大的小說家赫曼．布羅赫談到現代小說反對媚俗潮流的壯烈努力，最後卻被媚俗擊垮。「媚俗」這個詞指稱的態度，是想要不惜任何代價討好大多數人。為了討好，就得去確定什麼是人人想聽的話，就得去為既成思想服務。媚俗，就是將既成思想的愚蠢轉譯成美和感動的語言。媚俗從我們身上淘出了同情的淚水，為了我們自己，為了我們所思所感的平庸事物。五十年後的今天，布羅赫的句子變得越來越真確。由於討好並且贏得大多數人的注意是迫切必要的，大眾傳播的美學無可避免地成了媚俗的美學；漸漸地，大眾傳播全面擁抱、滲透著我們的生活，媚俗變成我們日常生活的美學與道德。現代主義直到最近某個時期都還意謂著不因循隨俗的一種反叛，對抗著既成思想與媚俗。今天，現代性卻與大眾媒體無邊無際的生命力混在一起，「成為現代的」意謂著一種狂熱的努力，為的是要跟上時代，因循隨俗，比最因循隨俗的人還要因循隨俗。現代性穿上了媚俗的長袍。
扼結樂思忒、對於既成思想的不思考、媚俗，這個三頭怪物，是作為上帝笑聲而生的藝術唯一且同一的敵人。這門藝術知道如何創造迷人的想像空間，在其中，沒有人是真理的占有者，每個人都有權被理解。這個想像空間和現代歐洲一同誕生，它是歐洲的形象，或者，至少是我們夢想的歐洲。夢想屢屢遭到背叛，但卻依然強大，足以將我們全部團結在遠遠超越我們小小歐陸的友愛之中。然而我們知道，個人受到尊重的這個世界（小說的想像世界、歐洲的真實世界）是脆弱、稍縱即逝的。我們看到扼結樂思忒的大軍出現在地平線上，窺伺著我們。恰恰是在這場沒有宣戰的永恆戰爭時代裡，在這個命運如此戲劇化、如此殘酷的城市裡，我決定只談論小說。或許各位也明白，這並不是我在逃避所謂嚴重的問題。因為，儘管歐洲文化在今天似乎受到威脅，受到來自外部和內部的威脅——在它最珍貴之處：尊重個人、尊重個人原創的思想、尊重個人不可侵犯的隱私權——但是，歐洲精神的這種珍貴本質，卻宛如存放在小說歷史的銀匣子裡，存放在小說的智慧裡。在這篇謝辭裡，我要致敬的對象正是這小說的智慧。可我這會兒也該打住了。我剛剛一直忘了，上帝看見我在思考，祂就會發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