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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歲這一年，我想送自己一個春宵夜，找個青春處子瘋狂翻雲覆雨一番。我想起了羅莎．卡巴爾卡斯，她是一間地下妓院的老鴇，每回有新人進來，她總會通知最好的客戶。我從不吃她這一套，或是被她許多下流的想法誘惑，不過她不信我的原則有多麼端正純潔。她露出不懷好意的微笑說：「道德是有年限的，到時你就知道。」她年紀比我要小一點，這麼多年沒她的消息，或許已經死了也說不定。但是電話接通的第一聲，我就認出了她的聲音，於是我開門見山地對她說：
「就是今天。」
她嘆了口氣：「喔，悲哀的聰明人，你銷聲匿跡二十年，再次出現竟是為了一件不可能的事。」她立刻賣弄起慣用的伎倆，報上半打賞心悅目的選擇，但全都是二手貨。我堅持不要，非得要個黃花閨女，而且今晚就要。她心生警覺地問：「你想做什麼？」我回答：「沒什麼。」感覺被戳中最要命的痛處。「我知道我能做什麼，和不能做什麼。」她面不改色地說：「聰明人看似無所不知，但其實不是：世界最後的處女只剩你們八月的處女座。你為什麼不多給我一點時間？」我對她說：「心血來潮難以意料。」她說：「但對男人來說，等待或許是最明智的辦法。」她說，接著她跟我要求兩天時間好好把市場仔細搜索一番。我認真地回答她：「以我的年紀來說，這樁生意每流逝一個小時就等於一年。」她說，內心已經非常清楚：「所以等不得，不過沒關係，這樣比較刺激，可惡，我一個小時內回你電話。」
我是什麼樣的料，不用說出口，從外表一目了然：我長相醜陋，個性靦腆，思想落伍。但是我不想被看出來，所以一直偽裝出跟本性完全相反的自己。直到今天，我毅然決然地釋放了真實的自己，即使只是為了喘口氣。我的第一步是打了那通難以置信的電話給羅莎．卡巴爾卡斯，因為從今天開始，我要在多數的凡夫俗子已在黃泉下的年紀展開新的人生。
我在聖尼可拉斯公園向陽面人行道旁的一棟殖民時期屋子裡住了一輩子，沒有妻子也沒有財產，父母都在這裡過世，我決定也在這裡孤獨老死，毫無苦痛地死在我出生的那張床上，希望那一天依舊遙遠。十九世紀末，我的父親在一次公開拍賣會上買下這棟屋子，樓下租給一個義大利商會經營奢侈品商店，還娶了一個商會會員的女兒，然後住在樓上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她叫芙洛莉娜．德迪歐斯．卡戈曼托斯，是著名的莫札特演奏家，通曉多種語言，擁護加里波底，是城裡才華洋溢的美女：我的母親。
這棟屋子空間寬敞，採光明亮，有著灰泥拱廊，和棋盤狀花磚地板，陽台門廊上有四扇彩繪玻璃門，每逢三月襯著低垂的夜幕，我的母親會跟她的義大利表姊妹在這裡高歌愛情的詠嘆調。從陽台上可以望見聖尼可拉斯公園、大教堂和哥倫布雕像，再過去是河輪碼頭的酒館，和二十里外的馬格達萊納河河口，以及河面上寬廣的地平線。這間屋子只有一點讓人不滿意，那就是一整天下來太陽會出現在不同的窗口，每到午覺時間，就得關上所有的窗戶，試著在熱氣騰騰的漆黑中睡覺。三十二歲那年，全家只剩下我一個人，我搬進父母的臥室，開了一扇直通書房的門，著手拍賣生活用不上的物品，最後除了書本和一架紙捲自動鋼琴，幾乎賣光了全部的東西。
我在《和平報》擔任編寫員四十年，工作內容是將來自世界各地的新聞重新擬稿，轉成淺白易懂的當地專欄，新聞有的是空中捕捉來的短波無線電訊，有的是摩斯密碼。今日，我靠這份不復存在的職業得到的退休金無以為繼；當西班牙文和拉丁文老師的退休金難以度日，而筆耕不輟寫了半個多世紀的週日專欄拿到的更微乎其微，至於音樂和戲劇快訊根本連半毛都沒有，那只是在知名演奏家到來時幫忙寫了好幾次的報導。我什麼都寫，但是從未立志當小說家，也沒有資質，我完全不懂劇本寫作的規則，我在這一行，是靠這輩子閱覽無數的啟發。說明白點，我是個既不出色又沒光芒的蹩腳作家，若不是將要在這本回憶錄中揭露一段轟轟烈烈的愛情，恐怕沒有什麼可以留給後世。
滿九十歲這一天，我一如往常地在清晨五點想起了同一件事。因為是禮拜五，我唯一的工作是完成每個禮拜日刊登在《和平報》的署名專欄。破曉出現的各種徵兆難以讓人開心起來：骨頭從凌晨就發痛，肛門灼熱，三個月的乾旱結束後，暴風雨的雷聲開始隆隆作響。我洗了澡，泡好咖啡，喝一杯加蜂蜜的甜味咖啡配兩塊木薯糕，換上一件亞麻連身居家服。
要不就這麼做吧？這一天就以我滿九十歲當作專欄的主題。我從未想過年紀就像是屋頂漏水，那象徵著一個人還剩下多少生命。我打從相當年幼時就聽說，一個人斷氣後，若寄生在他身上與毛髮裡的跳蚤從枕頭上倉皇逃離，就會使家族蒙羞。我把這件事引以為戒，甚至理光了頭髮去上學，連僅剩的稀疏細毛也要用除蚤洗狗皂清洗。此刻我對自己說，這意謂著我從相當年幼開始就對羞恥的感受比對死亡還要深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