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試閱
一九八九年十一月十六日，我致電蘇聯駐巴黎大使館，請他們轉接S先生聽電話。接線生一句話也沒說。一陣長長的靜默之後，一個女性的聲音傳來：「您知道，S先生昨天返回莫斯科了。」我立刻掛上電話。恍惚覺得我曾在電話裡聽過這句話，遣辭用字或許不盡相同，但是傳達的意義卻是一致，帶著同等沉重的恐懼以及同樣程度的無法置信。後來，我想起了那通宣布母親死訊的電話，三年半前的往事了，醫院的護士說：「您的母親在今天早餐後與世長辭了。」
當時，柏林圍牆倒了。蘇聯在歐洲扶植的政權接二連三地動盪不安。剛剛回莫斯科的那個男人是蘇聯的忠實僕人，任職巴黎的俄國外交官。
我是在前一年認識他的，在一次前往莫斯科、提比利西和列寧格勒的文人之旅上，他受命隨行。在列寧格勒，我們一起度過了旅程的最後一夜。回到法國之後，我倆仍舊繼續維持著這段關係。見面的約定如儀，一成不變：他打電話來，問可否在下午或晚上過來，約明天或者後天的情況比較少。他過來，通常只待幾個小時，這段時間我們做愛。他完事離開，我活在等待他下一通電話的期待裡。
他三十五歲，太太在大使館裡擔任他的秘書。隨著我倆約會次數的累積，他的人生片段逐漸披露。他的前半生經歷算是典型的青年共黨官僚發展史：先是加入共產主義青年團，接著是蘇維埃共產黨，後來到古巴待了一陣子。他的法文說得劈哩啪啦連珠砲似地飛快，帶著濃濃的口音。儘管他公開表態支持戈巴契夫以及改革，但往往酒後吐真言，緬懷布里茲涅夫時代，而且毫不掩飾他對史達林的崇仰。
我對他的職責毫無所悉，就官方說法，應該是屬於文化藝術的範疇。今天，我驚訝地發覺自己居然沒有多問些關於他的事。我永遠也無法得知我在他的心中占了什麼樣的位置。唯一能夠確定的就是，他對我有慾求，就這個名詞字面的各種意義來看，也就是說，我算是他的黑市情人。
這段日子裡，除了雜誌的邀稿之外，我什麼都沒寫。少女時代起，不定期記錄心緒的私密日記成了我心靈創作的唯一空間。藉著記錄閨房細語和情慾愛撫的方式，支持自己撐過下次約會前的等待煎熬，同時讓見面時的歡愉加倍。最重要的是，解救生命，讓生命跳脫空虛。然而，事與願違。
自他離開法國之後，我開始埋頭寫一本書，這場刻骨銘心的激情，至今仍活在我心中。我寫寫停停，一九九一年終於竣稿，並於次年一九九二年出版：《純是激情》。
一九九九年春，我回到了俄羅斯。自從一九八八年那趟旅程之後，我再也沒踏上這塊土地。我沒找S，我已不在乎了。在重新冠上聖彼得堡舊稱的列寧格勒，我和他一夜良宵的酒店名字早已不復記憶。整個旅程，只剩下我腦海裡僅餘的零散俄文，見證這段情感真實地存在過。不由自主地，我發揮了極致的鍥而不捨的精神，一字一字解讀印在招牌和廣告看板上的斯拉夫字，出乎意料地，我竟認得這些字、這些字母。當初為了這個男人學了這些字，現在他已經走出了我的生命，是生是死於我已全然無擾。
二○○○年一月或二月，我開始重讀日記裡有關我對S的愛戀篇章，這些筆記本已經塵封了五個年頭（開封的原因何在，我想沒有必要在此提起。這些筆記本是塞在我無法拿到的地方）。我發覺這些篇章的字裡行間流露出另一種「真相」，不同於《純是激情》裡的描述。某種露骨、晦暗、直截了當的東西，類似祭品。
我將文字原封不動地搬上電腦螢幕。那些為了抓住當下思緒、情感而流洩紙頁的字句，對我而言，跟光陰一樣，擁有無法倒轉的特性：它們本身代表的就是一個時代。當文字裡帶的批判色彩可能傷及書中人物時，我採用姓名縮寫這個簡便的方法，同樣的方法也套用在我狂戀的對象S身上。並不是因為我相信此舉足以防止他的身分曝光──成效顯然不彰──而是因為縮寫字母的欲蓋彌彰，在我眼中反倒與當時這男人在我心裡的形象頗為吻合，喚起我內心無以名狀的恐懼的，那絕對的權威形象。
外面的世界幾乎完全剔除在這些紙頁之外。直到今天，我都仍認為，一天天逐日記錄下自己的想法、舉動、所有的繁瑣細節──如在他的車內做愛，欲仙欲死，他卻死也不肯脫襪子──更勝過國際時事，因為要國際大事我大可到檔案資料庫裡找，而這些細節卻構成了這部人生的小說、這段深情。
我很清楚，這份日記以赤裸裸的內心剖白形式出版，毫不顧慮S的感受，會有什麼後果。看到精采的段落，他大可給我扣上濫用文學創作自由的大帽子，甚至視之為背叛。我私下想，他多半會一笑置之，或是嗤之以鼻，「我找她不就只想幹那檔事。」我希望他可以接受這個事實，即便他無法理解也無妨：在這幾個月裡，在他不知情的情況下，他曾經是一切慾望、死亡和文學創作的本源，美妙也罷，罪惡也罷。
二○○○年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