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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日文也能上東大
很多人只要聽到我是東京大學研究所畢業的，而且又在碩士班、博士班期間分別拿到兩次日本交流協會的獎學金，便會說：「哇，你一定很聰明！」、「你一定很會讀書！」
我聽了總是笑而不答，因為我知道，自己並不是一個生來就天資聰穎、很會念書的人。
從小到大，我的學業成績始終維持中等，雖然小學一年級時拿過幾次第一名，但是後來考試的名次就越來越後退。國中時，以我在班上的成績來說，照理應該考不上前三志願，但我卻幸運地考上了第二志願師大附中。高三最後一次模擬考，我的成績在全校四百多位文組學生中排名三百多名（因為有近一百人沒有參加考試）。結果，大學聯考的成績公布，我在全校文組排名三十名以內，考上了第二志願的政治大學廣播電視學系。
進入大學後，成績一向普通的我，畢業時卻成為班上唯一拿到公費獎學金出國留學的學生，跌破了眾人眼鏡，因此，朋友都笑稱我是「職業黑馬」。
雖然，我在學習的過程中一路過關斬將、勇往直前，但我和其他人的資質差不多，其實只是一個很平凡的人。如果一定要說我跟別人有什麼不同的話，應該是「思考方式」和別人不太一樣吧！我從來不為自己設限，覺得自己沒有能力、時間或資源去做自己想做的事。
我的信念是「不管現在的狀況如何，只要有心，一定可以達到自己想要做的事」。只要你覺得自己是一個優秀的人，你就能夠成為優秀的人；換句話說，「只要不放棄自己，你永遠都有潛力可以打造屬於自己的未來」。
自力遊學日本
小時候，從事導遊工作的父親時常會接待日本觀光客，並帶日本客人贈送的一些小玩意兒回家，看到那些製作精美的玩具和小東西，我不禁開始對日本心生嚮往，立志長大後一定要去日本念書。
大三那年，為了實現去日本遊學的夢想，我開始四處尋找打工機會，努力地籌措遊學所需的經費。對於一個大學生而言，當家教自然是最有效率的賺錢方式。不過，考量到家教中心的登記流程，必須把時間浪費在等候通知上；倘若家教的地方離家比較遠，還要另外支付交通費，加上車程往返的時間，其實並不划算，因此，我仔細盤算過之後，決定在住家附近的小吃店張貼傳單。
為了開發「客源」，我常去那家小吃店吃麵，只要一見到有人盯著牆上傳單看，也絕不放過機會，立刻上前自我介紹。很快，我就遇到了兩位鄰居家長，願意雇用我擔任他們孩子的家教老師。
半年之後，我如願存到足以前往日本遊學一個月的日語學校學費、機票和住宿費用，且在東京度過了一個愉快又難忘的暑假。
升上大四後，有位日語老師告訴我，日本交流協會提供了優渥的獎學金給台灣留學生，包括日本公立研究所的兩年學雜費、來回機票，以及每個月將近二十萬日幣的生活補助。光是每月實領近二十萬日幣，就比一位日本大學畢業生能拿到的薪水還要高！如果能夠申請到這筆獎學金，既不用自己辛苦地打工存錢，也不用跟家裡伸手要錢，便可以實現日本留學的夢想。於是，我開始努力思考如何才能拿到這筆獎學金，並且尋找切實可行的方法。
首先，我查詢了日本交流協會獎學金的考試科目，有日文、台灣歷史、地理和三民主義，共四個科目。為了準備筆試，在大四畢業前，我特別去Ｋ書中心租了兩個月的座位，讓自己回歸大學聯考那時的備戰狀態，以便全力衝刺。
「三民主義」這一科最難準備，我和多數大學生一樣，從高中畢業後就再也沒有碰過這門科目了。為此，我還報考了某所大學的三民主義研究所，它的考試學科和日本交流協會的應考項目雷同，多了這個「模擬考」的機會，也相對提升了我的戰鬥實力。
在夜以繼日地埋首苦讀後，我順利通過了日本交流協會的筆試。之後，為了準備面試，除了把自己的研究計畫用日文背得滾瓜爛熟外，我還買了一本日本人所寫的面試大全，努力學習「日本式的面試之道」。
在面試當天，面試官隨口問起，日本有哪些女性是我認為值得學習的對象。當然，我並沒有想到面試官會問我這個問題，一時間有點語塞，後來我舉出春日局作為例子。
春日局是在日本幕府時期一位相當活躍的女性，也是ＮＨＫ當年播出的年度大戲《春日局》中的主角，回答問題時，我特別說明了日本女性在政治舞台上或許不能出人頭地，但在檯面下卻仍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當時，我甚至厚臉皮地對主考官說：「學成之後，我想要成為日本和台灣的溝通橋樑。」不知道是否這句話起了一定程度的作用，我很順利地通過面試，拿到了全額近兩百萬台幣的留日獎學金。
同時，我也申請到東京大學和大阪大學外國人研究生的入學通知（註：和台灣研究所的情況不同，所謂的「外國人研究生」是具有該大學學籍資格的外籍旁聽生，「院生」才是正式的研究所學生），而我擔心自己到了大阪會有適應大阪腔的問題，最後決定選擇東京大學就讀。
取得獎學金和入學許可赴日時，我和同期考上的台灣同學一起搭上前往日本的班機，對於即將展開的留學生活，心中充滿了期待。
上了飛機，一位日本空姐面帶微笑，對我嘰哩咕嚕地說了一大串日語，我才發現自己完全聽不懂，趕緊詢問其他同學，經過那位同學的翻譯後我才知道，空姐是請我把行李放在座位上方的置物櫃。我心想：「糟了！我都要去日本念書了，居然還聽不太懂日語……」心中頓時多了幾分忐忑不安。
到了日本，第一次去拜訪我的指導教授吉見俊哉先生，他說的日文，其實我也只聽懂三成左右而已，他看我一臉茫然的模樣，只好改用英文跟我交談。
我還記得，新聞媒體政策的課堂上只有三位學生，老師的日文猶如催眠曲般讓人昏昏欲睡……一次，當我強忍著睡意、硬撐到下課，一位來自大陸的學姊跑來和我說，「我看你上課時明明都快睡著了，還是努力地撐開眼皮，身體一直搖搖晃晃，我還非常擔心你會從椅子上跌下來呢！」
日本知名的女性主義學者，也是暢銷作家上野千鶴子老師，當年從京都大學轉到東京大學任教，許多同學紛紛慕名前去聽課。她在課堂上講得眉飛色舞，台下的同學不時傳來哄堂笑聲，我卻聽不懂大家在笑什麼；老師指定的作業內容我也經常搞不太清楚，常常得請教一起上課的同學。
為了增加自己與日本人交流的機會，我積極地參加日本志工舉辦的各項活動，還報名參加小原流的插花班。幾個月後，我的日文似乎還是沒有什麼長進，插花老師甚至還開玩笑地說，「鄭同學講得最流利的一句日語是『電車要進站了，請退到黃線之後』，連發音的音調都一模一樣。」這是因為我每天從宿舍到學校，來回需要轉車四次，所以電車進站的廣播每天都能聽到四次以上，久而久之，也就牢牢記下這句話了。
不甘心，是前進的動力
「東大社會情報學研究所」的前身是創立於一九四九年的新聞研究所，它的歷史最早可以追溯至一九二九年東京帝國大學時期的新聞研究室，系館內累積的圖書資源及研究論文數量十分豐富，是日本傳播研究的重鎮，每年招收研究所學生人數很少，一開始只有一至兩位學生，後來才逐漸增加招生人數，我那一屆只有七名學生。
不過，進入了人才濟濟的東大之後，我很快就發現一件事：
我沒有比別人聰明！
因此，「努力」是我唯一可以做的事情。
經過兩年的學習，準備碩士論文時，我花了整個暑假研究文獻，但是教授一看到我寫的論文，立刻毫不留情地批評「這樣的論文水準，不過是高中生的讀書心得而已」。
當下，我的心涼了半截，眼淚差點掉了下來，趕緊躲到廁所整理自己的情緒。看著鏡子中紅著眼眶的自己，我努力對自己說：「加油」、「不要哭」，眼淚卻還是不爭氣地滑下來……
回到研究室後，教授說有事必須離開，我不敢耽誤他的時間，又不願意放過能和教授單獨面談的機會，所以緊跟在他身後，一起搭上電車，窮追不捨地詢問他的意見，直到完全明白教授要求的論文標準為止。
事後，教授對其他同學稱讚我是個「一生懸命」（努力堅持到底）的人；或許是看到了我認真的學習態度，即使，平常他已經累到連搭電梯時都會闔上眼睛打瞌睡的程度，還是會繼續撥冗跟我討論修改論文的細節。
除此之外，他還會特別交代一些優秀的學長姊幫忙指導我，讓我在兩年內完成了長達二十萬字的論文，順利拿到碩士學位。
現在回想起來，當時在教授研究室流下的「不甘心的眼淚」，正是支持我一路前進的動力。我不想要再一次因為自己的不甘心而哭泣，也不希望讓將來的自己後悔，因此，無論情況如何困難，我都告訴自己，一定要完成畢業論文，對於想要達成的目標，更該全力以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