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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會的日期大概是六月二十七日，接近中午的時候，指揮部全員在學校操場集合，聽黨衛隊兼警察署最高總長訓示。他對我們說，我們的任務在於找出每個躲在我方戰線後面，有可能危害我方弟兄安全的可疑分子，並加以殲滅。
每一個布爾什維克黨黨羽、每一個猶太人，無論在何時何地都有可能炸毀我軍的指揮中心，殺害我們的弟兄，破壞我們的運輸幹道，或者將機密情報傳遞給敵軍。我們的任務不是在等對方有所行動後，抓住兇手嚴刑懲罰，而是先一步破獲他們的巢穴，不讓他們有機會得逞。
鑑於我軍行進速度快速，不可能設立集中營集中囚禁管理犯人，因此可疑分子一律殺無赦。你們當中或許有人學過法律，我在此特別指出，蘇聯並未簽署海牙公約，我軍西線將士必須遵守的國際法在這裡並不適用。人非聖賢，孰能無過，我們也許會錯殺無辜，可是，唉，這就是戰爭；我們轟炸一座城市時，平民老百姓還不是跟著受害。
雖然這對我們來說是很難受的情況，身為人，身為德國人，天性中感性和細膩的一面總是深受煎熬，這一切他都知道，我們必須戰勝自己，他只能援引大統領的一句話，以大統領親口說的一句話與大家共勉之：身為主將，為了德意志，絕對不容有一絲懷疑。謝謝大家，希特勒萬歲。
最起碼這話說得夠坦白、說得冠冕堂皇，重點還不是要求我們一定要殘忍冷酷，滿口高調避重就輕，唯獨不肯明講的一點就是，我們即將被派往蘇聯。我們會覺得茫然無所從，其實其來有自，更何況，我們這些人毫無實地作戰經驗。
拿我來說，打從我進入國家安全局以來，我的工作幾乎全侷限在法律的相關文件歸檔，我敢肯定我絕對不是特例。柯赫胥負責有關組織方面的事務，連沃格，我們的第四小隊隊長也是來自文書部門。
我軍抵達時，路茨克仍是一片火海。國防軍的勤務兵負責帶領我們前往指揮總部，我軍被迫繞過老城區和堡壘，路線曲折複雜。先遣部隊忙進忙出，忙得不可開交。國防軍逮捕了數百名猶太人和趁火打劫的滋事分子，希望能交由我們處理。大火熊熊燃燒，火勢絲毫不減，看來破壞分子蓄意不讓火熄滅。
一天早上，詹森邀我加入一次行動。這事遲早會來。我早已了然於胸，也徹底想通了。老實說，我對我軍採取的方法的確有所保留，我敞開心胸誠實地探討過，卻還是無法完全理解。
我曾和牢裡的猶太人談過，那些人對我說，在他們心裡，亙古以來，所有的惡皆來自東方，所有的善皆來自西方。一九一八年，他們歡欣鼓舞迎接德軍到來，把德軍當作解放他們的救世主，那些人也以極為人道的方式對待他們；德軍拔營後，佩利烏哈領導的烏克蘭軍又回到這裡大肆屠殺。至於布爾什維克黨，只帶來飢荒。現在，我們又要殺他們。而且無可否認，我們殺了很多人。
儘管無法避免，也非這麼做不可，我仍然覺得這整件事非常不幸。不幸歸不幸，來了還是要面對，對於無法避免的必要行動，我們只能做好心理準備，隨時隨地準備面對它，接受它衍生的後果。閉上眼睛迴避，絕對不是辦法。我接受了詹森的邀約。
昨天夜裡下了一場雨，不過路還算好走，我們在兩片高聳的綠樹牆籬間緩緩行進，陽光點點，樹林阻隔了我們的視線，田野躲在林子後頭。我已經記不清那個小城叫什麼名字了，座落在一條大河畔，距離以前的蘇聯邊境大約只有幾公里遠。兩大民族共居於此，一邊是加里西亞農民，另一邊則是猶太人。我們抵達的時候，現場已經圍起封鎖線。
納格爾指著小城後方的樹林，「刑場就在那裡。」他顯得有些緊張遲疑，他肯定也還沒有殺過人。那些阿斯卡里已經把猶太人集中在城中廣場上，有成年人，也有青少年，他們都是從猶太人居住的巷弄裡一小群一小群抓過來的，被迫跪在地上，一旁有綠衣警察看守，偶爾會吃上幾記拳腳。除了幾聲哀嚎，一切顯得頗為平靜有序。
每輛卡車擠了大約三十名猶太人，總人數大約是一百五十幾人，但是我們只有三輛卡車，得來回走兩趟。等卡車裝滿人之後，納格爾揮手叫我上車，Opel駛進林間小路，卡車在後面跟著。我們來到一片林中空地，封鎖線已經圍起。卡車卸下乘客，納格爾下令挑幾個猶太人先去挖坑，其他的則在一旁等候。一名一級小隊長選了幾名猶太人，一人發一把鏟子，納格爾組織了一組押送隊，小隊立即深入樹林。卡車發動引擎開回去。
我望著那些猶太人，離我最近的那幾個臉色蒼白，但看起來還頗鎮靜。納格爾走過來，大聲地斥責我：「這是必要的，您懂嗎？要從大處著眼，人類的痛苦根本算不了什麼。」
「說得是沒錯，但生命總還是有那麼一點意義。」我搞不懂的就是這一點，我目瞪口呆看著眼前的景象，殺人之易，受死之難，兩者之間絕對不相容。對我們來說，這只是另一個慘澹的工作天，對他們來說，卻是一切的終結。
「就維持這樣，繼續。」一級小隊長咆哮著喊口令，阿斯卡里再次舉起步槍，架上肩頭。納格爾向前一步。「聽我號令……」他的聲音不帶任何感情，看得出來他很努力地控制自己的情緒。「開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