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試閱
傑克是個勤奮的商業律師，保羅把我介紹給他，他微笑著跟我握手說：『幸會！』然後好像就沒別的話要說了。他的臉很紅。保羅的母親瑪麗在臥室，學校剛開學時我見過她。她年輕的時候取得麥基爾大學人類學的碩士學位，是高段的業餘網球好手，到過很多地方旅行，現在則在一個人權組織兼職。保羅以母親為榮，母子關係非常好。瑪麗極具才幹且精力充沛，但現在她以胚胎的姿勢清醒地躺在床上，看起來像個縐巴巴的氣球，所有的活力都從她身上流光了。保羅站在床旁，只說：『我母親。』她幾乎沒有反應，我不知道該怎麼辦。保羅的姊姊珍妮佛是多倫多大學社會系的研究生，她表現傷痛欲絕的方式最容易理解，眼睛發紅，臉頰浮腫──看起來糟透了。我無意搞笑，但就連喬治Ｈ，他們家的拉不拉多犬也非常難過。牠硬把自己塞進客廳的沙發底下，抵死不肯出來，不停嗚嗚哀鳴。
結果是星期三早晨出來的，從那時起（我星期五去的），他們全家包括喬治Ｈ在內，全都粒米未進。保羅的父母沒有去上班，珍妮佛沒有去上學。他們想睡就睡，不管是在什麼地方。有天早晨，我發現保羅的父親睡在客廳地板上，衣著整齊，裹著波斯地毯，一隻手向沙發底下的狗兒伸去。除了瘋狂爆發的來電交談聲外，整棟房子非常安靜。
這一切的核心是保羅，他沒有反應。在一場家中成員都被傷心痛苦壓垮的葬禮中，他是葬禮的指揮，以專業的鎮定和麻木的同情處理一切事務。直到我住在他們家的第三天，他才開始有所反應。但死亡無法被人理解。保羅知道自己遇到了一些很可怕的事，但他摸不著箇中涵義。死亡超乎他的理解，那是抽象的理論。他談論自己的狀況，就像談論一則國際新聞。他說：『我快要死了。』就像在說：『孟加拉有渡輪翻覆。』
我本來只想待一個週末──因為還得上學──但最後住了十天。期間我做了很多打掃房屋和烹飪的工作，他家的人沒什麼感覺，不過沒關係。保羅幫我忙，他喜歡這樣，因為這樣他才有點事做。我們把車吊走，更換被保羅父親破壞的電話，我們把房子裡裡外外打掃得一塵不染，我們替喬治Ｈ洗了澡（牠叫喬治Ｈ，因為保羅非常喜歡披頭四合唱團，他小時候每次遛狗都自言自語：『就在這一刻，所有人都不知道，喬裝改扮的披頭保羅和披頭喬治走在多倫多街頭。』他鎮日夢想著在大都會球場或其他類似的場所演唱〈救命！〉）。我們還去採買食物，督促全家人進食。我所謂的『我們』或『保羅幫忙』──實際上指的是我做所有的工作，而他坐在旁邊的椅子上。戴普松和磺胺藥物抑制住保羅的肺炎，但他還是很衰弱，氣喘吁吁。他走動起來像個老頭子，每個動作都很緩慢而吃力。
這家人經過一段時間才克服震撼。保羅生病期間，我注意到他們一共經歷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大部分發生在家裡，痛苦逼得太近，他們以各自的方式退縮：保羅的父親專門破壞堅固的東西，像是桌子或電器；保羅的母親神智不清地躺在床上；珍妮佛關在房間裡哭；喬治Ｈ則躲在沙發底下哀鳴。第二階段多半在醫院，他們圍在保羅身旁互相打氣，談話、哭泣、互相鼓勵、說說笑笑、講悄悄話。最後來到第三階段，他們表現出來的言行舉止，我想你可以稱之為正常，是某種無視死亡存在而度過整天的能力，臉上帶著鎮定、勇敢又有點麻木的表情，那樣的勇氣因為天天都需要，所以變得既悲壯又平凡。這家人有時得花幾個月經歷這三個階段，有時則只要一小時。
我不想談愛滋病對人體的影響，就想像一個人因為生病變得很慘──然後愈來愈慘好了（你無法想像那種逐漸剝蝕、瓦解的過程）。翻開字典查『肉體』（flesh）這個字──一個豐滿的字──然後再查『融化』（melt）。
這還不是最壞的部分，最慘的是因此構築的防禦心理，一種叫做『我不會死』的病毒。被它感染的人最多，因為它專門攻擊活人，那些圍繞在垂死者四周、深愛他們的人。我很早就感染這種病毒。那天的情況我記得很清楚：保羅在醫院，他在吃晚餐，全部的晚餐，吃到餐盤乾淨得發亮，即便他一點也不餓。我看著他用叉子把最後一顆豌豆送進嘴裡，還在吞嚥前刻意把每一口食物嚼爛。這會幫助我的身體作戰，每一小口食物都會發揮作用──他心裡正這麼想。每個字都寫在他臉上、身上、整面牆上。我很想尖叫：『別管那顆他媽的豌豆了，保羅。你快死了！死定了！』但舉凡與『死亡』有關的字眼、衍生字、同義字，我們現在交談時都刻意迴避，所以我就坐在那兒，表情一片空白，憤怒在胸中翻騰。每次看到保羅刮鬍子，我的心情就更壞。他下巴上不過長了幾根柔軟的嫩鬚，他生來就不是毛髮濃盛的人。儘管如此，他還是天天刮鬍子。他每天都塗滿一臉小山似的刮鬍膏，再用拋棄式刮鬍刀刮掉。這幅畫面逐漸鐫刻在我的記憶裡：健康忽好忽壞的保羅穿著醫院的衣服站在鏡子前，左右轉頭，把臉上皮膚這邊拉拉、那邊拉拉，一絲不苟地做一件徹底沒用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