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試閱
我那學年搞砸了，不論聽講或上討論課，我都經常蹺課，也沒辦法寫任何報告。事實上，我連書都讀不下去：我翻開康德或海德格，瞪著同一個段落，發呆好幾個小時，想知道裡頭寫些什麼，努力集中注意力，卻一無所獲。在此同時，我開始憎恨自己的國家。加拿大散發一股平淡無聊、自得其樂、與世隔絕的臭味，加拿大人從脖子以下都埋在物質主義裡，從脖子以上都是美國的電視節目。到處都看不到理想主義或嚴謹的生活態度，只有死氣沉沉的庸碌。中美洲、原住民、環保或雷根治理下的美國，加拿大各方面的政策一律讓我反胃。這個國家沒有一樣討我喜歡，完全沒有。我等不及想逃走。
有一天，在一堂哲學──我的主修──討論課上，我負責報告黑格爾的歷史哲學。教授是個非常聰明而體貼的男老師，他打斷我，要我說明一個他沒聽懂的觀念。我沉默下來，看著大家坐著的這個擺滿書本的舒適房間。那一刻我記得非常清楚，因為就在那一刻，從我的迷惑之中升起一股無法遏止的力量，我被憤怒和憤世的情緒沖昏了頭。我尖聲大叫，隨即起身把厚重的黑格爾課本從緊閉的窗戶扔出去，宛如一陣風般衝出了教室，使出全身力量把門砰的一聲甩上，還對精雕細琢的門板狠狠踢了一腳。
我試圖向埃力斯大學辦理休學，但我錯過了限期，因此提出申訴，出席一個委員會──『大學部名次與申訴委員會』。我休學的理由是保羅，但是當名次與申訴委員會的主席油滑地壓低聲音，要我說明『心情悲痛』是什麼意思時，我看著他，打定主意，絕對不會把保羅的痛苦像個橘子般剝皮分瓣獻出去。不過這次我沒有吵鬧，我只說：『我改變主意了，我要撤回申訴，謝謝你費心。』然後就走了出去。
所以，那年我被當掉了。我不在乎，我到現在還是不在乎。我在洛鎮打混，那是打混的好地方。
但我真正要告訴你的，也就是這個故事的主旨，其實是赫爾辛基的羅卡馬提歐家族。那不是保羅的家族，他姓阿特西。那也不是我的家族。
事情是這樣的，保羅在醫院住了好幾個月，病情穩定時就回家，但我印象中，他大部分時間都在住院。在他病情發展的過程中，化驗與治療成為他生活的重心。雖然不願意，但我對核酸反轉錄抑制劑、短效型干擾素、抗憂鬱劑、安眠鎮定用的硝西泮等詞彙變得非常熟悉。（跟病重的人相處，就會發現科學只是個假象。）我會去探望保羅，週間都跑到多倫多去看他一、兩趟，週末通常也去，而且天天打電話給他。我去到那兒，如果他精神夠好，我們就去散步或去看場電影或戲劇。不過大部分時間，我們只是坐坐。如果你們被四面牆壁圍繞，又都不想看電視，報紙也讀完了，對打牌、下棋、拼字遊戲、益智問答都覺得厭倦，又不能一直聊那個或那個的最新發展，就沒什麼辦法可以殺時間了。這也無所謂，保羅和我都不介意光是坐在那兒，聽音樂、想各自的心事。
不過我開始覺得，我們該用這段時間做點什麼。我的意思不是穿上羅馬長袍，對人生、死亡、上帝、宇宙和這一切的意義做出哲學性的思考。早在我們知道他生病之前，我們上學期就做過這種事。那是大學生的特權，不是嗎？你們整晚不睡直到天亮，除此之外還有什麼好聊？還有，當你們讀完第一遍的笛卡爾、巴克萊䔮或艾略特鐁，除了這些，又能聊什麼？不管怎麼說，保羅才十九歲。你十九歲時是什麼樣子？就像一張白紙，充滿希望、夢想和不確定，充滿了未來，人生觀卻幾乎等於零。我的意思是說，我們兩個必須做點有建設性的事，從一無所有之中創造一點東西，從無意義中創造意義，除了靠一張嘴胡謅些人生、死亡、上帝、宇宙和這一切的意義之外，也要超越這一切，使自己具備那樣的意義。
我仔細思考過這件事。我有很多時間思考：春季時我找到擔任全洛鎮園丁的工作，整天照顧花床、修剪灌木、剪草坪，這種工作讓我雙手忙碌，頭腦卻很自由。
想到這點子的那一天，我正推著柴油剪草機，橫過鎮公所前的草坪，耳朵上戴著工業專用耳罩隔絕噪音。兩個詞讓我驀然停下腳步：薄伽丘與《十日談》。我在印度的時候，曾經藉著一個破破爛爛的版本，讀過這部義大利經典名作。概念如此簡單：翡冷翠城郊一棟孤立的別墅；外界都籠罩在黑死病威脅下；十個人湊在一起，希望苟全生命；他們講故事給彼此聽，藉以打發時間。
就這樣，想像力施展化腐朽為神奇的魔法，薄伽丘在十四世紀辦到了，我們在二十世紀也可以照辦：我們互相講故事給對方聽。但這次生病的是我們，而不是外界，我們也不逃避這世界。正好相反，我們要用我們的故事記憶這世界，重新創造它、擁抱它。是的，以說書人的身分相聚在一起，擁抱這世界──就這麼辦，這就是保羅和我打破空虛的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