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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撞球檯上認識的那個男人叫尤里。
「幹得好，」他一邊說一邊遞給我一只信封。「你數數看。」
「不必數了，我相信你，大佬。」我答道。
「你錯了。」
結果數字沒錯，他只是要尋我開心而已。
「我什麼時候再開工？」
「你喜歡嗎？」
「喜歡啊。」
「別喜歡過頭了。維持你的低調，不然，你會失去你的水準。今天晚上行嗎？」
他拿了幾張照片給我看，是一個多話又多管閒事的記者。
「他搞亂老大的計畫啦？」
「不然呢？你以為我們挑你們這些人來做什麼？」
「為了除掉這個害蟲的性命。」
「如果這樣想對你有幫助的話。」
我不需要幫助，但是這樣想可以讓我的愉悅增加十倍。我等著夜晚來臨，心裡一邊擔心著，因為只有第一次的經驗會讓我有感覺，可是此後開槍殺人的感覺對我來說已經不再陌生了，我還會體驗到同樣的高潮嗎？我願意相信。兩秒鐘不足以讓我揮去這個事件的新鮮感。
就性這方面而言，有人說第一次不會是最好的一次。我的經驗可以肯定這個說法。至於殺人，我第一次就那麼陶醉，我簡直無法想像還會有更好的情況了。
「電台司令」非常適合我的新生活。這音樂和我的工作有一個共同點，就是徹徹底底沒有懷舊的溫情。
我把顧客們送去見他們的老祖宗，對於這些人的過去，我的心裡沒有任何悲情遐想的陰影──他們也曾經年輕──這種事我可不感興趣。
電影「發條橘子」的主角們在貝多芬音樂的控制下變成暴力青年；「電台司令」當然沒讓我發狂，倒是把我變成一個超級專心的人，往事這類有毒的溫情我一點也沒有興趣。
我的態度絕非冷酷。除了殺人的時刻，我從來不曾經歷這樣的激情。但是這激情不含憂傷的成分，它全部轉變成了快感。
每個人都依照他聽的音樂殺人──在「發條橘子」裡，殺人的場面匯入了貝多芬《第九交響曲》的狂喜，匯入了這種近乎強迫性的歡樂；我呢，我殺人的時候伴隨的是「電台司令」的強力催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