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試閱
導讀
銘記大屠殺，莫忘少女曾經的青春
作家 吳曉樂
拜訪柏林，第二天按照計畫，前往猶太博物館。那是我見過最壓抑的建築物之一，冰冷的金屬牆面如刀鋒，壁面不規則橫陳突兀的黑色線條，遠看像是一道道鞭傷。若你進入博物館，看到光塵自那些縫隙灑落，你將後知後覺，傷痕，但不只是傷痕。玻璃櫥窗內展覽眾多，其中有一類別難以定義，勉且稱之為「遺物」。有學徒在師傅被送入集中營之後，謹慎地保存師傅的生財工具，希望一日師傅自集中營歸返，能儘快與生活接軌。也有與手足被送往不同集中營的遇難者，提筆寫信問候，但收件者生前始終沒能接受到這股暖意的輕拂。每一陳列都讓人感覺到鼻子緩緩淹進灰燼，呼吸困難。旁邊的字牌會註記他們於何年，死於哪一集中營，原因是槍決、病逝抑或不明。我與朋友取消傍晚行程，在博物館待到閉館。回到旅館，沒有多做交談，很有默契地等待那盤據著胸腔的反胃、噁心與虧欠，徐徐散去。再讀《安妮日記》，我一下子就墜入那天的心境，就像數百萬的猶太人，我們得知他們的存在，是從尾聲伊始。安妮．法蘭克也沒有回來，她在集中營嚥下最後一口氣。要以怎樣的心情，靠近這本日記？我想起那些剛硬的縫隙，你必須走進去，才能發現創／傷的兩面性；你不能老想著置身事外，這對安妮、對猶太人，對你，多可惜。
安妮父母是標準中產階級，家學背景殷實，父親更是經商有成，即使如此，仍逃不了納粹的羅捕。安妮起先被送往猶太學校就讀，生活仍有風花雪月、同儕趣事，然而，莞爾未久，我們轉瞬間意識到那是走入洞穴內之前，一次難得漫長的回望。繁瑣的限制逐步壓境，蠶食鯨吞了猶太人的日常。一紙召集令打亂節奏，逼迫安妮一家人加快逃亡的腳步，躲入父親奧圖．法蘭克在荷蘭辦公室後方部署的密室。密室全體成員法蘭克一家人、丹恩一家人，以及後續受邀加入的杜瑟爾牙醫，成了安妮罕有的、觀察及書寫的素材，她敏銳明亮的眼睛在這幾個人物流轉，情緒多遷，有時也做出苛刻的評論，衡量他人，亦反度自身，日記裡保存了她精彩的思辨流路，也呈現出安妮在物理視野深受侷限之下，精神內裡仍翻疊出簇新局面的才華。
密室資源有限，哪怕是一張桌子，仍舊必須制定時間，輪流使用，在界線模糊的黑洞，日記是安妮唯一擁有的物件，幾乎可以把日記視為安妮「自我」的最後一道防線。安妮顯然把日記視為忠貞的友伴，喚之「吉蒂」，聲腔也飽含感情，還會為了寫太多糟心事、主題重複而致歉。像是嘗試以筆墨建構一個人格完整，且如她一樣愛好思辨的靈魂。我們從中能夠推敲出安妮有多麼寂寞，成員不足以，也不適合組成一名青少年仰望的「同儕」；此外，安妮喜愛表達自己，卻必須抹滅個人存在的痕跡、不輕易發聲。為了防止行跡曝光，密室生活注重集中管理、齊一秩序。無處可去的安妮，寄情於書寫，「最讓我感到安慰的，是能夠寫下所有的想法和感受，否則我一定會窒息」，在大屠殺主題的主流文本，安妮演示了「袖珍，依然貴重」的敘事。她寫苦難，寫甘地，寫戰機飛過天空；也寫與家庭成員相處不睦，自我的矛盾，性的好奇，初開的情竇，身體月經變化等等。
避難中期，密室成員時常就物資分配產生齟齬。收聽廣播各抒己見，對於盟軍戰略的莫衷一是反映出殊異的觀點。稠密的相處使得交談日益困難，還得擔憂外界的反猶思想是否滲透一路走來支持他們的朋友。瀰漫恐懼的環境催促了心智的演化，不過兩年，安妮的內心飛快重建，跳躍，與突破，她時常回溯日記，留下恍若隔世的註記，其中有一則，安妮重讀初入密室的書寫，留下一句「我現在寫不出這種事」。我個人以為，這是整本日記至為沉重的控訴，即使安妮竭力維繫開放心胸，但她仍然，無可避免地、被永久剝奪了什麼。
安妮引領我們認識，世界看似傾圮，塵土底下仍有盎然生機。她未曾停止追尋被傾聽、被了解，她對自己寄予厚望，希望人們不要只就社會關係的定位而看見一個人，而應該從本質出發。很難不對安妮思考、覺察之深邃，肅然起敬。她從跟父母的相處感受到情感的困難，「故意造成他人深刻的痛苦，還聲稱是愛對方的，這是卑劣的行為」，她對於戰爭也有熟練的理解，「沒有哪一個國家會平白無故犧牲自己的人民，為了其他國家的利益」，她甚至聲張女性權益，「我相信，在下一個世紀，生育是女人義務這種觀念會改變，取而代之的是對所有女人的尊敬與讚賞」。當我們一步步喜歡上這個果敢、誠摯，嘴巴有點刁的安妮，我們自然得迎接，整本日記最後一句所引發的痛苦，「安妮的日記到此結束」，我們如夢初醒，倏地想起了故事的結局。這句話自然不是由安妮寫下，安妮並不能預料她的日記斷裂在此處，而是由出版編輯補上。
安妮的父親奧圖．法蘭克，密室成員唯一的倖存者，「繼承」了安妮的日記手稿，戰後三十五年，他竭力維護、發展這本日記。他曾說過，「正常家庭關係中，成名父母的功績，由子女去繼承跟延續。在我的情形，角色卻倒轉了」，安妮時常在日記抒發對父親的愛，奧圖的餘生亦不負這樣的深情。此書收錄了〈安妮．法蘭克的遺產〉，安妮之家開幕典禮上，這位父親激動得必須告訴記者，「請原諒我，我無法再次討論戰爭期間在這裡發生的事，那對我而言太難了，我說不出口。」我感受到命運施加於個體上的重捶，也想到另一本處境對調的書《而你，沒有回來》，這本書，亦曾教我領悟倖存者開口之艱難。作者瑪賽琳．羅立登－伊凡斯，生於一九二八年，長安妮一歲，十五歲時，她和父親分別被逮補，進入集中營。女兒生還，父親如同書名，再也沒有回來。七十幾年過去，遲暮之年的女兒終於決心書寫她的情感。她回憶父親曾努力得到紙筆，託人輾轉送來一張小信片，她記得第一句「我親愛的小女兒」與信末的署名，中間的四五句倒是忘得徹底，但她也不執著憶起，因「記憶」，有時也是殘忍的。
普利摩．李維曾在最後一部作品《滅頂與生還》結語吐露，他以為集中營倖存者經驗，正面臨危機，「我們讓人覺得不合時宜，無人傾聽。但是我們必須要讓人傾聽：撇開我們的個人經驗不談，我們是極其重要、出人意表的那個歷史事件的集體見證，因為出人意表、無人預見，所以格外重要??這件事既然曾經發生過，就有可能再次發生，這是我們要表達的核心意旨」。這些年，歷史巨輪轉啊轉地，似乎轉回原點，極權強人登上舞台，發動暴力。李維主張的「不合時宜」，諷刺地隨著烽火再燃而緩解，人們不禁羞赧自問，悲劇奈何一再重演？若豎耳傾聽，安妮早已做出迴響，「人的心中有毀滅的衝動，有暴怒、謀害與殺人的衝動，除非所有的人── 一個也不能例外── 經歷徹底改變，否則戰爭會持續打下去，小心翼翼打造、培育與成長的每一件事，都會遭到破壞與摧毀，一切只能重新來過」。
最後，介紹二○一八年一則新聞，透過數位技術，學者們破解了安妮以牛皮紙黏起的第七十八頁、七十九頁，內容讓研究人員忍不住失笑，原來安妮在那兩頁談了性，嫖妓，與黃色笑話。這新聞提醒我們，銘記大屠殺，更莫忘少女曾經的青春。謹以安妮的句子，期許在疫情與戰亂中，不得安寧的一代，找到與動盪共存的勇氣：「只要能無畏地凝視天空，你就能明白你的內心是純潔的，你會再度找到快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