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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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左耳在耳鳴。我沒有多想，只覺得那是類似遊樂場旋轉飛椅一樣的魔音穿腦，差只差在嗡鳴來自頭部的裡面，而我置之不理，在幾個月後，有一天，魔音化為顫抖，以我的臉部為起點，橫掃整個左半邊的軀幹，後來更擴散到腳尖。該看醫生了，蒙納許，我這麼告訴自己。寶拉幫我掛號，她一手包辦了我們婚姻生活中需要管理的大小事。要不是有寶拉，在我想起電費帳單還沒付這件事之前，電燈都不會亮了。
我掛了我平常會看的一般科醫生的門診，被轉到耳鼻喉科，耳鼻喉科判定我該看神經科。神經科的醫生叫保羅‧丹斯基，年紀很輕，只比當時三十四歲的我大一點點，似乎是個很酷、很直率的人，我喜歡這種人。我希望他會將我的症狀歸因於一條緊縮或痙攣的神經，但他送我去做一連串檢驗，統統都有縮寫，如EEG（腦電圖）、EKG（心電圖）、CAT（斷層掃描）、MRI（磁振造影）等。前三項的結果正常，讓我鬆了一大口氣。丹斯基醫生說，最後一項磁振造影，絕對可以看出端倪。檢驗報告要幾天後才會出爐。沒人喜歡等待，我也不例外，所以我專注在一項絕對可以占據我心思的事。我埋首於工作。
珊瑚礁高中，號稱邁阿密的超級磁鐵學校1，可不是沒有憑據的。來自全美各地的學生搶著就讀我們的六種大學預科：國際文憑、農業科技與工程、商業與金融、法律與公共事務、健康科學、視覺與表演藝術。篩選的方式是抽籤，但視覺與表演藝術不抽籤，採面試制，競爭很激烈。有這麼多志在演藝事業的年輕人在我們學校就讀，所以校園裡很有電影《名揚四海》2的味道。走廊上隨時有練歌、練舞的年輕男女。只要身處其中，你的心情就會忍不住好了起來，在我生病前，我沒有請過一次假。
我是一九九七年創校時的元老級教師，這是我的第一份教職工作，而且說真的，那時我也才二十五歲，並沒有比我的學生大上許多。在我任教的十六年期間，多半是帶十一年級的榮譽英文課3及大學預科英文4。我很愛看著這些十五、十六歲的孩子評量人生的第一個重大抉擇：未來的職涯、感情生活、要住在哪裡、上哪一間大學、念什麼科系，同時，他們學習開車、找第一份工作，他們試探毒品、酒精、性愛、自我定位與自由，那是孩子們的超凡時期。神奇的是，儘管他們才開始一步步地變得獨立，經常熱切地想要更多，但多半還沒有對學校感到厭倦。能夠參與他們的蛻變過程，真是一項殊榮。
我樂於做個不同凡響的老師，而我向孩子們表明這分熱忱的其中一個方法，就是永遠敞開教室的大門。午休時，多半會有五、六個到十幾個學生跑來我的教室。在許多日子裡，會有人排演台詞、唱歌、跳舞、演奏小提琴或吉他。偶爾會有人為了男友或難看的成績哭泣，這多半發生在第一堂課之前或放學後，其餘時候都洋溢著歡樂的氣氛。
我得知診斷的那一天就是如此。
那是我最愛的感恩節前一天。
我坐在辦公桌前，跟我最投緣的同事丹妮絲‧阿諾坐在一邊，她教四年級5的榮譽英文課。嬌小的丹妮絲胃口就像小鳥，即使吃東西，通常不過是從她收在辦公桌裡的一包M&M巧克力裡摸幾顆出來。我午休常會買健康的餐點，存心要引發她的罪惡感，好哄她吃個幾口。那天，我們分食一份從自助餐廳買的沙拉，開玩笑地說著我們運氣真好，因為這次我們塑膠容器裡除了萎軟的生菜跟濕糊的麵包丁，還多了小黃瓜。孩子們來來去去，快吃完時，我的手機響起了舊版馬力歐兄弟電玩的鈴聲。我打開手機，在螢幕上看到我醫生的名字。
「哈囉？」我說，從桌子前站起來。
「我是丹斯基醫生的護士。」電話另一端的聲音很哀怨。「你的檢驗報告來了。」
或許是我生性樂觀，向來認為凡事都會平安落幕。我開心地說：「啊，太好了！結果怎樣？」
她遲疑一下，我感覺到心臟在顫抖。「不，你得來一趟，找人陪你來。」
我覺得肚子好像被她踹了一腳。「我在學校，要晚點才能去。」
恐懼實在擅長玩弄人心，我八成是希望只要我說不能馬上過去，死命抓住電話響起前的正常生活，就能扭轉結果，讓護士改口：噢，沒關係，我們安排其他時間好了，但她沒有。
「不用擔心時間，醫生會留下來等你。」她說。
這下子，她好像是用釘鞋踹了我肚子一樣。
「好。」我說。
我很快地關閉了手機，轉身看著丹妮絲，她張口結舌，憂心地瞪大了眼睛。我說：「檢查報告出爐了，醫生要我去聽結果，不見得就是壞消息。」我的朋友以安撫的目光看著我說：「不會有事的，大衛，我知道一定沒事的，拜託！你可是天下無敵的耶。」
天曉得我怎麼捱過下午的課，但我記得有些時候，我跟學生討論到渾然忘我，把醫生的事拋到九霄雲外。下班後，我跟丹妮絲走到停車場，我們聊了可能發生的情況、我的現狀等等。走到車子時，我轉身對她說：「一切正常的日子就到此為止了。」要是時間可以凍結就好了。
我鑽到車子的方向盤前，將廣播的音量調高，走帕爾梅托快速道路北上去接我太太。寶拉在邁阿密另一間高中教歷史，她沒有駕照，都是我載她上下班，這是我們的例行公事。一如往常，我到的時候，她已在學校外面等我。她坐上副駕駛座，我調低音樂的音量，告訴她這個消息。
她試圖冷靜，驚慌的程度卻顯然不輸給我。
去看醫生的車程似乎沒有盡頭，對我來說卻太短了。我滿腦子想著只要拖延聽到檢驗結果的時間，假裝天下太平的時間就越久，我口乾舌燥，胃揪成一團。寶拉試著要閒聊她今天工作的情況，我很感謝她的好意，但我一個字都聽不進去，只是不斷上上下下地點頭，還有努力地喘過氣來。
我們到的時候，丹斯基醫生果然在。護士兀自為我們指出他的辦公室，不和我們對上視線。辦公室的門是開著的，我跟寶拉走進去，丹斯基醫生坐在桌子後面，褐色的頭髮理得比上次見面時短，他披著白色的實驗室外衣，脖子上掛著一副聽診器，說了「請坐」後，他指著面向他桌子的兩張棕黑色系的塑膠椅。他說出我聽不懂的醫學術語，多形性神經膠質母細胞瘤？我連念都不會念，更不懂是什麼意思。「好，」丹斯基醫生說，「我們來看片子。」
在他背後，大大的電腦螢幕上有個不祥的影像，依我看，那一大坨洶湧迴旋的黑黑、白白、灰灰的糊狀物，很像羅夏克墨漬測驗的圖案。醫生轉過身，指著螢幕，就事論事地說：「那是你的大腦。」我調整椅子的位置，好看個清楚，寶拉站了起來，走到我背後。我根本不曉得自己看到的是什麼。他指著灰色背景上的一團白色玩意兒，感覺像氣象報告上會有的東西，就是都卜勒雷達螢幕上的颶風雲。我頭裡面的颶風是腦瘤，這個解釋夠淺白了，但我有千百萬個問題，我做老師的職業病發作了。
「所以那是什麼意思？」我問。「是良性的嗎？」我想得太美了。
丹斯基醫生放下寫字板跟筆，直視我的眼睛，在椅子上不自在地挪動身體。「大腦的腫瘤都不是良性的。」他說。
「像癌症那樣嗎？」
「對，是癌症。」
他乾脆朝我的太陽神經叢狠狠揍一拳算了，我吸不到空氣。我覺得自己被擊垮，感到空洞。醫生看到我臉上的驚駭，試圖減緩他剛才引發的震撼，說道：「但我們還不清楚你的病情，大衛。我們得做切片。」切片幹嘛？他都說是癌症了。「我們需要一些資訊。」丹斯基醫生說。「我們得了解它的成長速度，說不定它已經在那裡二十年，一直龜速生長。」
好，我心想。切片我還應付得來，但當時我還不知道他們得切開我的顱骨。
「暑假可以嗎？」我問。
他噘起嘴巴。有時候，當學生提出特別天真的問題，我也會那樣地噘著嘴。
「不行，那拖太久了。」他說。
「好吧，那聖誕節假期呢？只剩一個月了。」
「我真的不曉得你能不能撐那麼久。」他說。
我猛然往後縮，就像是被甩了一記耳光，打擊接二連三地來。不治療的話，預估壽命大約是兩個月，丹斯基醫生說。我環顧他的辦公室，牆壁被漆成醫院手術服的顏色，只是色澤更淡，裝飾品是一張脊髓跟大腦的海報。角落有一張鋪了乾爽白紙的不鏽鋼檢驗台，一切都冰冷淡漠。當別人跟你說你的大限已到時，最起碼不是應該挑個舒適宜人的環境嗎？「我可以維持現狀多久？」我問，但其實我心裡有數，能夠維持現狀的時機已經過了。
寶拉隱忍著情緒，但我控制不了，我暫時告退，走到外面的停車場打電話給我的哥哥雅各。他大我八歲，是一位自由接案的編輯兼記者。儘管工作繁忙，他總是在我需要的時候支持我。雅各是我的磬石。當我聽到他的聲音，我放聲痛哭，幾乎說不出話。腦癌、末期、只剩幾個月可活。我才三十四歲，可惡。我熱愛工作、我熱愛妻子、我熱愛生命，雖然聽起來可能像陳腔濫調，但是當你被宣判死刑，你真的會兀自心想：怎麼會發生這種事？這場噩夢幾時結束？
這就是我一邊哭、一邊對雅各說的話。怎麼會發生這種事？我一向認真地做個好人，我努力要把事情做對，我是不是撞到頭了？吃了不該吃的食物？「大衛，」他最後說，「你一定要堅強起來。」這就是我老哥，要抬頭挺胸，撐過難關，鼓起勇氣。為了雅各、為了寶拉、為了我的學生，我要勇敢，我不要一副虛弱、無力、失控的樣子。我深深呼吸了一口氣，再深呼吸，而那些完全出乎意料的話語不知道從哪來的，就從我嘴裡說了出來。
「別擔心，我可以搞定的。」我說，聽到自己這樣說很奇怪，更怪的是我還知道自己辦得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