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個人的日本

為什麼要去日本？ TACHI SOBA、中華拉麵、大碗另加與替玉 ∕張國立

借高梁報南京之仇

去日本？開什麼玩笑。

首先我得先說明，我老爸老媽都生在南京，這樣你們就知道我為什麼說，開玩笑，了吧。

接著我得再說明，考上輔仁大學日文系也不是心甘情願的。大學我一共考了兩次，所以當第二次考上了輔仁，我老媽的快樂是不言而喻的，但我總覺得放榜那天，她的快樂裡似乎藏著一絲憂鬱。那天晚上我聽到她在隔壁房間對我老姐說，『唉，什麼系不好念，偏偏去念個日文系。』

抱著愧對老媽的心情去大學註冊啦，我還立定志向非轉系不可，不過四年之後，我完全體認自己是個既無毅力，也無決心的傢伙，更糟的是，我還以轉系為藉口，硬是沒把日文念好，這是後來我班上同學堅持不肯讓我參加同學會的原因。喔，直到今天，他們還認定我是該系有史以來最大的恥辱。

至於我念了四年，究竟有沒有念到什麼呢？有，念到日本清酒，就是SAKE。大三那年，日本亞細亞大學的學生來交流，第一天晚上他們請客，喝的就是清酒，甜甜的，害我錯認那是果汁，沒想到後勁可觀，有全系第一酒量之稱的我，當場死得不是很好看。第二天我們請他們，二話不說，拿高粱裝進清酒瓶裡，嘿嘿，終於報了南京之仇。
我的老師常拿我沒辦法，教日本文學的原土洋就問我：

『球桑（CHO SAN），你跳舞的時間比上課的時間還多，你到底是體育系的還是日文系的？』

教日本會話的SISTER大木也問我：

『糗桑（嘿，也念做CHO SAN，真巧），你的五十音背會了沒有呀。』

只有系主任對我最好，他說：

『小張，學英文的親美，學法文的親法，只有我們學日文的抗日，看蔣中正、何應欽都是留日的。』

直到我都大四下了，據說系裡還為要不要讓我畢業開了會，後來系主任做成明智的決定，他說一定要讓張國立畢業，否則遺禍萬年。哇靠，顯然有老師想讓我在日文系念一萬年咧。

對此，我沒有意見，只要能畢業就行。相信大家都會同意我英明的看法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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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大的一個日本

人的一生不能走錯一步，我就是最好的例子，退伍下來找工作，居然進了日商，至於我能進日商，和輔大這塊金字招牌有絕對的關係，那時的老闆叫東尾，他說我既然是輔大日文系畢業的，日文一定沒問題，他要考我英文。這可能是東尾一生最大的錯誤。我的英文也很爛，但和他的日本英文相比，倒也還棋逢對手。不幸的是後來換來個叫西川的老闆，他是東京大學英文系畢業的，又剛從新加坡調來，可能講英語講到快吐膽汁的地步，一來就成天日文，我才穿了幫，這是我後來開始寫作並且改行去當記者，遺禍給你們的隱情。

由此可見，當任何人問起我要不要去日本時，我不屑的表情足以使織田信長後悔那麼早就死在本能寺，否則他就有找我討回公道的機會了。

第一次去日本和韓國有關，那時有六個大陸白痴劫機去漢城，在那個時代這可是天大地大的新聞，我的社長叫我去採訪，理由是『韓國話和日本話也差不多吧』。可惜韓劇還沒流行，否則全智賢與松菜菜子合演『流星花園』倒是滿精采的。

去之前，我的同事都勸我要順道去日本，他們簡直羨慕死我了。問題是，他們以為我在漢城買張巴士票就到東京了嗎？你們看，我們這些四年級的多天真可愛呀。我很驕傲的對他們說，給我一個去日本的理由。好像某個女同事說，你去死好了。

真的，我為什麼要去日本？後來我有點想通，管他的，既有機會，何必想太多。其實我覺得該面對現實了，讓我的破日文去接受考驗吧。

從漢城飛到日本，我訂的是新宿的華盛頓大飯店，真是大呀，睡覺不敢伸懶腰，會伸到牆外面去。上大號不敢不坐正，會滑到浴缸去。走路不敢太大步，會踢到冰箱我賠不起。半夜不敢打呼，回音會把自己吵醒。電話不敢講大聲，怕五十公里外的天皇聽到我罵日本人把我抓起來。

─ 本文摘自張國立 ＋ 趙薇新書《兩個人的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