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試閱
相約2010──張震嶽＆張震
他們是我青春歲月中，很重要的兩個夥伴。
我第一次見到他的時候，他整個人縮成一團蹲在牆角，身上散發出強烈的野性流浪和孤獨的感覺。那是在一個總決賽的現場，四周嘈雜紛擾的環境，似乎跟他沒有什麼太大的關係，他就這麼一個人，一個人地蹲著。我不是一個太習慣主動開口對陌生人說話的人，但是，那天我被一股莫名的力量驅使，開口對著獨自一人蹲在牆角的他問：『你在等誰？』他抬頭看了我一眼，沒有說話。那時我才20出頭，是個什麼都不懂，才剛踏入這個唱片工業的小毛頭；他快要17，一個從宜蘭到台北參加木船民歌總決賽的小男生。我過了好一陣子才知道他的名字叫做張震嶽。
張震嶽在這場比賽裡，強烈的個人表演風格吸引了我當時的老闆──『真言社』老闆倪重華的注意。在倪桑的堅持之下，張震嶽脫穎而出並成為真言社的簽約歌手。第一次來到真言社的會議室，阿嶽彈著吉他，在同事的要求下一首歌接著一首歌的唱著，我站在會議室門口專注地聽著，環顧在場聽他唱歌的人，臉上的表情舒服而自在，回過頭，再看看他，那是單純地因為歌唱而快樂的神情。在那一刻，我好像也懂了倪桑的堅持。
阿嶽老家在宜蘭，為了要好好培訓他，公司決定幫他轉學到台北。由於阿嶽還未到法定成年人的年紀，他的所有決定都必須經過監護人的同意。雖然阿嶽家裡的人沒有什麼強烈的反對，上演鄉土劇般決裂的情節，但是對於我來說，自己也不過是個剛踏入社會的小毛頭，卻被迫必須在瞬間長大，扛下照顧另一個小毛頭的責任。相差不多的年紀，讓我比別人容易跟他混熟，也由於公司指派我照顧他，陪伴著他學習如何在台北生活，小到夜晚禦寒的棉被，大到落腳棲身的房子都得一起張羅。生活上我也許比阿嶽熟練，但是面對這個五光十色的大環境，我和他其實一樣，覺得樣樣新鮮，事事好奇。因為是滾石集團旗下的品牌，我們兩個小毛頭每天都在期待著，門一打開又是那個我們自己很崇拜的偶像會活生生地出現在我們眼前，每天，〈向前走〉的林強頂著他的娃娃頭走過去，一身勁裝的羅大佑走過來，李宗盛笑容可掬地和大家寒暄……我們沒有時間感受成長所帶來的陣痛，一心一意只想打開眼前那扇通往不可預期的明天的大門，看著大門上的那道鎖，我們毫不遲疑，我拿起了鑰匙，他握住了我的手，我們一起尋找方向；卻也在這個時候，另一雙溫暖的手伸向了我們，和我們一起往更堅定的方向走，那雙手的主人就是張震。
那時候，不只唱片圈前景一片大好，台灣的電影也醞釀著一股新勢力，楊德昌導演當時拍了一部『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公司接下了這部電影的宣傳，還是新人的我被指派接下了這個工作。個性中的不肯服輸、想要證明自己有辦法做到的因子，撐起了我的不安和害怕，咬著牙扛了下來。懷著惶惶不安與期盼的心情看完了試片，我忘了先前的不安與惶恐，深深地被片中男主角的風采吸引了，雖然心底明白他只是個國中二年級的小男孩，卻還是滿心期盼著和他見面的那天。
初次見面那天，他那件繡著學號的白色短袖制服，領口還有黃黃的汗漬，穿著深藍色合身的短褲，露出兩條細細長長的腿，白色棉質短襪把沒有肌肉的小腿套住了一半，底下是一雙半新不舊的球鞋。空空蕩蕩的書包垂直地掛上他的肩膀，書包上寫著『靜心中學』四個大字，手上還有一個咬了幾口的漢堡。他面無表情地用青春期剛變完聲的聲音淡淡地說：『我是張震。』瞬間我的滿腔熱情被澆熄，只能呆呆地看著眼前這個人，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跟那些每天在街上跟我擦肩而過、忙著追公車的的國中生有什麼兩樣？電影中那個發光發熱的男主角到哪裡去了？跟我打完招呼，張震翻開了他的書包，很容易地找出了一本漫畫，低頭繼續翻閱起他還沒看完的部分。我們兩人，一個20出頭，一個是只有15歲的臭小子，居然要肩負起宣傳在台灣電影史上這麼重要一部國片的重責大任，這麼重要的一位導演的代表作，我的心底五味雜陳……當時的我並沒有察覺到，這個人會成為我人生中這麼重要的一個朋友。
張震跟阿嶽一樣也是個不多話的男生，如果說張震嶽是代表一種野性的孤單，那張震就是代表一種貴族般的憂鬱。15歲時的他雖然難脫稚氣，但是你從他的五官已經可以看出他將來的俊美，然而在他臉上的表情卻總是皺著眉頭，無論你跟他說些什麼，他一定會皺著眉頭，接著就只是點點頭，不太答腔。還如此年輕稚氣的他，不知為何卻總是帶著一股憂鬱少年的氣質。
張震跟張震嶽第一次的碰面是我刻意約的。
那時候阿嶽雖然簽約了，但還沒有發片。我跟張震提過公司有這麼一個快發片的新人，跟他只差了一個字。張震聽了覺得很好奇，直說很想和張震嶽碰面，但是，這兩個人總是錯過了碰面的機會。一直到那次，我硬是把他們約在一起，兩個原本就害羞不多話的年輕人，在跟對方點頭，打過招呼後，就再也沒人開口講一句話。那時候我真覺得自己是個二百五，杵在這中間的我只好不停暖場、找話題、帶動氣氛。
因為年輕，我們有著太多的體力、時間和青春掌握在手中，對於都是演藝圈新鮮人的我們來說，每天接觸到的都是好奇、新鮮、眼花撩亂。常常他們兩人下了課，我下了班，就會相約去跳一整個晚上的舞，甚至一晚趕上兩、三家，怎麼跳也不會覺得累，全身上下總是有用不完的精力。有時候誰累了，頂多也只是趴在桌上休息，沒有人捨得回家，沒有人捨得這種可以任性地揮霍青春的感覺。在如此歡樂的氣氛下，日子過得非常快，直到有一天，我接到了一通電話，那是張震的爸爸張國柱──柱哥打來的電話。我很驚訝，從來沒想過柱哥會打電話給我，柱哥很客氣地請我幫他一個忙，他很擔心地說：『張震也快要聯考了，妳可不可以幫我勸勸他，他也該收收心唸書了。我這個做爸爸說的話，他不見得會聽，他一直把妳當成姊姊，妳說的話他應該比較聽得進去。』接到這樣的一通電話，我覺得心底一沉，用來看著世界的萬花筒，突然從眼前被拿開；絢爛華麗的場景褪去，我真實地看著我所生存的世界，真實地感受到自己肩上被賦予的責任又重了一些，而有些炫麗的部分也可能要因此被迫中止了。
後來阿嶽到了服兵役的年紀，那時的我也面臨到第一個工作上的轉型期，隨之而來的許多煩惱與不順遂，幾次都讓我萌生了一走了之的念頭，常常和他聊到了不如離開這一行去做些別的事之類的空話。只是隨口亂說藉此發洩心中鬱悶的我，沒有想到面對的是一個把朋友的話都放在心上，而且立刻身體力行去研究的他。那時候的阿嶽對於當完兵退伍後，即將面對唱片公司幫他出片的計畫，顯得興趣缺缺，因為一心一意想要創作自己音樂的他，不知怎麼去面對原本希望他走『清純偶像男孩』路線的唱片公司。有一天我們通電話，我照例又說著一些蠢話時，原本在電話那頭很沉默的阿嶽突然說：『我研究過了，我們就到高雄賣金桔檸檬……』我一聽，頓時傻眼，那是個連珍珠奶茶都還沒有開始在高雄風行的時代，更別說什麼金桔檸檬了。但是，阿嶽突然開始在電話那頭滔滔不絕了起來，從金桔檸檬的材料、配方、成本，更重要的是市場會有的反應、接受的程度一一分析給我聽。越聽我心裡越慌，對於這個行業，我還有著太多的夢想要實現，他不是也有許多歌曲還沒創作出來嗎？我們兩個人怎麼可以就這樣去賣起金桔檸檬了呢？一邊聽著他電話那頭的聲音，我的心裡就像跑馬燈般地想起這個行業許多美好的畫面……幸好，後來阿嶽在高雄找了幾個志同道合的好朋友，組成了他自己的band『FREE NIGHT』，我還特地南下高雄看他們的排練。最後唱片公司認同了他的堅持，讓他依隨自己的意願發展，而我們兩個人才中止了這個『金桔檸檬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