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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樂博士的佈道開始加快節奏。「我小時候，人類根本不可能在月球上漫步，不可能割下一個人的心臟移植到另一個人的胸腔……『不可能』這幾個字證明是一句非常愚蠢的話！」他沒有花太多時間舉更多實例來證明他所謂的「失敗是自己的選擇」，顯然這位暢銷書《可能！》（Move Ahead with Possibility Thinking）與《強者！》（Tough Times Never Last, But Tough People Do!）的作者更偏好激勵人心的論述。但無論如何，他都只是為今天的主要演說暖身而已，十五分鐘後，他就在喝采聲與煙火聲中邁開大步走下舞台，臨行還不忘對觀眾揮舞勝利的拳頭，象徵正向思考必能獲勝。
幾個月後的一天早晨，我在我的紐約住所邊喝咖啡邊看報紙，這才得知美國規模最大的水晶玻璃教堂已宣告破產，舒樂博士顯然忘了從他的詞彙中刪除「破產」這兩個字。
對於一個如此重視幸福快樂的文明，我們似乎對這件事顯得相當無能。有關「幸福學」的一個最著名的研究結果是：現代生活的許多便利與優點並沒有提升我們的集體快樂情緒。這裡存在一個尷尬的事實：經濟成長不一定能使社會更幸福快樂，如同個人收入增加（在某種基本水準以上）也不一定能使人更快樂一樣；接受更高的教育也無法使人更幸福快樂，至少有些研究報告是這麼寫的。而更大、更豪華的房屋反而使那些享有特權的人多更多煩惱的空間。
你也許沒有必要說現代人一窩蜂用來追求快樂的自助式勵志書籍不能為我們帶來快樂，但根據研究結果，這些勵志書籍確實沒有太大幫助。這是為什麼有些出版商會援用「十八個月法則」，也就是說，一個最有可能購買勵志書籍的人，必定在過去的十八個月內買過自助式勵志書籍──而這本書顯然無法解決他們的所有問題。如果你用公正無私的眼光檢視這些勵志書專櫃，你不會感到太驚訝。我們渴望藉著一本乾淨整潔的書來解決人類的問題，這種心態固然可以理解，然而拆開包裝後，你會發現這些著作所傳達的訊息往往是一些陳腔濫調。《與成功有約》（The Seven Habits of Highly Effective People）主要是告訴你先確認什麼是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事，然後去執行。《如何贏取友誼與影響他人》（How to Win Friends and Influence People）告誡他的讀者待人要和藹可親，不能面目可憎，並且要盡可能直呼其名，不稱姓氏；近年來最成功的管理學書籍之一是《派克魚鋪奇蹟》（Fish!），它的主旨是要提振工作士氣與生產力，並建議雇主致贈玩具魚給勞苦功高的員工。
但我們發現，有些勵志大師會針對特定訊息發出連知名的研究結果都難以支持的豪語。譬如，證據顯示，發洩怒氣不能使你息怒；觀想目標似乎也不能使你更可能實現它們。而從近年來常見的針對世界各國國民幸福感所做的研究報告中，你會發現一個驚人的事實，那就是：「最快樂」的國家並不是自助式勵志書籍賣得最好的國家，也不是心理治療機構數量最多的國家。蓬勃發展的「快樂企業」的存在顯然不足以為國人帶來快樂，因此懷疑它可能會使事情變得更糟也就顯得合情合理了。
現代人追求快樂的策略效果不彰還只是問題的一小部分，我們有充分理由相信「追求快樂」這種論調根本就有瑕疵。首先，誰說快樂是一個有利的目標？各種宗教都沒有明確強調它，至少就現世而言；哲學家也沒有一致認同它。而任何一位進化論心理學家都會告訴你，進化除了使你不那麼無精打采或痛苦不堪以致喪失生產的意志力之外，對你的快樂毫無裨益。
就算快樂是一個值得追求的目標，背後也有個陷阱在等著你：越是瞄準目標似乎反而降低達成目標的機會。英國經驗主義哲學家約翰．斯圖亞特．彌爾（John Stuart Mill）經過觀察後發現：「問自己是否快樂，你就不再感到快樂了。」顯然充其量，我們只能從眼角一隅瞥見快樂，無法直接見到它（我們通常比較記得過去的快樂，不覺得現在是快樂的）。更糟的是，快樂到底是什麼感覺無法用言語形容；就算說得出來，最後也可能有許多不同的定義，如同地球上的民族一樣。這些都在在顯示，我們想斷定「如何才能快樂」根本就是個錯誤的問題──倒不如放棄尋找答案，改做一些比較有效益的事。
但除了徒勞無功地尋求可能無效的解決之道外，有沒有第三種可能：索性放棄追求？在心理學領域跑了多年新聞之後，我終於恍然大悟認為有此可能。我開始明白，那些心理學家與哲學家──甚至偶爾也有勵志大師──似乎都有個共通點，而且他們的觀念似乎都站得住腳。他們各以不同的方式作出一個驚人的結論，那就是：想得到快樂這件事正是造成我們痛苦的原因，而我們不斷嘗試驅除負面的東西──不安全、不確定、失敗，或悲傷──恰恰是使我們感到不安全、焦慮、不確定，或不快樂的原因。但這些思想家並不認為這種結論是消極的或悲觀的。相反的，他們宣稱它指向另一種解決之道，從「負面」去尋找快樂。它需要我們對那些我們畢生都在極力逃避的東西採取一種迥然不同的態度，要我們去學習接受不確定，坦然接受不堅實，停止積極的正向思考，讓自己與失敗為友，甚至學習重視死亡。簡言之，這些人似乎一致認同為了獲得真正的快樂，我們有必要去體驗較負面的情緒，或者，最低限度，學習不再急著逃避它。這是一種令人困惑的思惟，不僅使我們對追求快樂的方法啟了疑竇，同時也對「快樂」的真義產生懷疑。
這種論調自然不如勸人經常保持正面積極那麼廣為人知，但令人驚訝的是，這種觀念卻有它悠久的歷史。早在古希臘與羅馬時代的斯多噶（Stoic）哲學家的著作中，就可以看到他們強調常常思惟弊端的好處。佛教的中心思想也強調思惟過患，主張只有坦然接受不確定──明白世間的一切都是虛妄的、變異的，過去如此，將來也如此──你才會有真正的安全感。這個理路正是西方中古世紀「銘記死亡」（memento mori）傳統的基礎──在慶祝獲得新生命之際不要忘了死亡這回事。「新時代」（New Age）作家──如著名的心靈導師艾克哈特．托勒（Eckhart Tolle）──更是一脈相承，他們近年來闡述認知心理學中有關正向思考的自我挫敗本質的著作已蔚為主流。這種從「負面」獲得快樂的方法，說明了為何許多人發現正念禪修對他們很有幫助；為何新一代的企業思想家奉勸企業公司不要再執著於設定目標，改而坦然接受不確定；以及，為何近年來部分心理學家一致認同：悲觀主義和樂觀主義一樣健康，一樣具有生產力。
這個結論的基礎是一九五○與六○年代的反文化思潮哲學家艾倫．瓦茲（Alan Watts）所提倡的理論。他呼應作家阿道斯．赫胥黎（Aldous Huxley）的主張，提出「逆向努力法」（the law of reversed effort），或稱「逆向法則」（backwards law），亦即在各種不同的環境下，從我們的個人生活到政治，所有這些「嘗試將一切導入正軌所做的努力」，有一大部分是錯誤的。或者，引述瓦茲所說，「當你想待在水面時，你會沉下去；但是當你想沉下去時，你卻又浮上來。」而「想得到安全的結果反而失去安全」。赫胥黎也曾多次寫道：「我們越是有意識地努力去做某件事，成功率就越小。」
從「負面路徑」去尋找快樂並不是要你事事都唱反調，例如，對著迎面而來的巴士直直走去而不迴避它，這樣做沒有任何好處；你也不應認為它在暗示樂觀主義一定有什麼錯。比較有益的一種方式是，將它視為一種必然的文化──即執著只有樂觀與積極才是通往快樂之道的文化──的平衡。當然，有許多人早已對正向思考抱著健康的懷疑態度，但在這裡值得指出，連那些最鄙視「樂觀主義崇拜」──如同哲學家彼得．弗內茲（Peter Vernezze）所說──的人，最後也都隱然認同。他們宣稱，既然他們不能、也不會信服樂觀主義意識型態，唯一的辦法就是聽任自己悲觀，或當一個嬉笑怒罵的討厭鬼。這裡的「負面路徑」就是拒絕這種二分法，從反面去尋找快樂，而不是以不顧一切的樂觀來淹沒負面情緒。假如執著正向積極是一種疾病，那麼「負面路徑」就是一帖解藥。
這裡應該強調，這個「負面路徑」並非一種放諸四海皆準的套裝哲學；這帖解藥不是萬靈丹。正向思考及種種追求快樂的手段的問題是：亟於將許多重大問題縮小成一體適用的自救策略或十項建設計畫。相反的，「負面路徑」不是給你這種一次解決的辦法。有些倡議者強調坦然接受負面情緒與思想，有些則主張冷漠以對。有些人專注在激進的、非傳統的追求快樂的伎倆，其他人則強調不同的快樂定義，或索性放棄追求快樂。在這裡，「負面」往往也有雙重含意，它可以指不愉快的經驗與情緒；但有些快樂哲學被形容為「負面」是因為它包含「不做」的能力──學會不那麼積極追求正面的感受。不過，這裡也有自相矛盾的地方，你探討得越多就越會發現。譬如：如果一種感受或情境最終能使你得到快樂，你能說它是「負面」嗎？如果「正向積極」不能使你得到快樂，你能說它是「正面」嗎？如果你把快樂重新定義為負面，它還叫快樂嗎？諸如此類。這些問題沒辦法有條理地解決，部分原因是提倡反其道而行的人，只是對生命的一般看法達成共識，不是對某一套嚴謹的信念。還有一個原因是，他們的方法有個重要的基礎，就是快樂有許多自相矛盾的地方；無論我們多麼希望，也無法把所有的枝枝節節搞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