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飯後,我和沫若走著的時候,她忽然對我說:『你走慢一點吧,我穿高跟鞋,走得很辛苦。』
『我走得太快了嗎?』我這才察覺她在吃力的跟隨著我,我馬上了放慢腳步,遷就她的步伐。
我記起來說:『有一次,我獨自去台北旅行,一個人走在西門町內,不久便發現自己比其他人走得快,就像我正趕著要去哪裡一樣,但其實我只是打算悠閒地逛街罷了。我再看看身邊經過的一群香港旅客,他們似乎比我跑得更快了,大家好像逃難般,所以我很奇怪香港人為何在奧運會裡會拿不到任何賽跑的獎項。我嘗試把自己的腳步放慢,好不容易才調回台灣人那種速度。對我來說,那簡直就是不可思議的事情,我真會邊走邊絆倒自己啊!』
沫若笑著說:『即是說,我一去到台灣,見到一個人的步速,便已經知道他是香港人或台灣人?』
『可以這樣說。』
『香港人真是奇特。』
『才怪,我們是自以為特異罷了。』我說:『有時,匆匆忙忙也不知為了甚麼,只知道背後好像有甚麼在推著,必須比別人走得快;可是,說到尾,我們又不見得比別人做得好。』
『台灣人一星期好像只工作五天?』
『對啊,他們那邊叫週休二日,政府規定一般機構週六日放假,真教人羨慕啊!』我對她說:『我們移居去台灣吧!』
『你放得下這裡?』
我想了一想:『把放不下的東西都帶過去囉!』
『你有甚麼放不下?』
『除了你之外,就是我的三十四吋大電視……其他嘛,全部可以送給劉德和阿扁囉!』我問她:『你呢?你又有甚麼放不下?』
沫若微笑地想了一下,『我沒甚麼放不下,但我知道自己就是無法離開。』
我有點明白,又有點不明白。但我自己又何嘗不是呢?我口裡說得輕鬆,但我知道若自己真的要離開,我也會放不下。
在停車場取車後,沫若駕車回我家,我問她可否播放我從舖頭帶回來的『我的野蠻女友』的原聲大碟,她說沒關係,我便把她一直放在CD機內的Roxette的〈It must have been love〉換掉,車中響起了電影主題曲〈I believe〉。
『好的電影呢,你一聽到它的主題曲就能夠回憶起它的情節,一切好像歷歷在目的在你面前重播一遍。』
『你看過那麼多電影之中,最喜歡的是哪一部?』沫若隨口的問。
『很難說,每一部也覺得自己會喜歡才有觀看的衝動,看完後又冒起了「嗯,終於看過了」的想法,但又說不出最喜歡哪一部。所以,我只能回答:「應該是密切期待著的下一部吧!」你滿意這答案嗎?』
『一談到電影,你果然有很多過人的理論。』沫若把車停在交通燈前說。
『對於投資,你也有相當獨到的見解啊!』我讚許她。
『我們為何互送高帽了?』沫若看看我。
『因為我倆對對方坦白囉!』
我知道,我與沫若之間,比以前更有默契了。
跟她相處一段日子後,我開始熟悉她的性格,她是有意見就會說出來的人。我計算過她最常出現的對白,頻率最高的是:『我們要談一談。』 然後,她會把自己的想法說出,也要我將我所持的理由說出來。譬如我倆有次逛完街後,經過街市買了一點菜,在回我家的路程上,我誓死也拿著服裝店的購物袋,而在街市裡買來的幾袋紅色膠袋和那十包裝廁紙,則全塞到她手上去。
走在大街上,沫若忽然叫停我:『我們要談一談。』
我停下腳步,她說:『你應該替我拿一些。』
我看著她手中濕淋淋的膠袋和廁紙,我不知該拿哪一樣。而實際上,一個男人拿著其中一樣,也不大像個男人。
『我知道你不好意思拿廁紙和塑膠袋,是嗎?』沫若見我苦笑地點頭,她便說:『你替我拿手提袋吧,我今天拿著的也不像女人的手袋。』
『好啊。』我主動從她手中接過那個手提袋。
『謝謝。』她對我仍保持一貫的禮貌。
萬一這些情況發生在三、五年前,我一定會跟她吵個不亦樂乎,不是因為我覺得委屈,而是我自覺沒面子而故意不認錯而已。
但現在我已有足夠的年紀和心態去了解了。沫若直指出我的缺點,我當然因此感到滿不是味道,但既然她有勇氣大方批評,希望將平時出現的問題和看不過眼的事情即時解決,不想積壓在心底,免得積『怒』成疾;長遠來說,對我倆也是件好事。
問題只是我能否放開胸襟(可能收擴胸之效)去接受沫若的直言,縱使她某些說話對我構成了心靈上的傷害。
儘管我感到有點尷尬,但我仍很慶幸自己會在這些小事情上學懂一些做人男朋友的道理。換轉其他女友,她們可能會暗自啞忍,啞忍到了某個程度,就會認為你不愛她了,甚至從來未愛過她。而最大問題是,在她獨自困擾的漫長過程中,她的那個男友根本不知道自己犯了甚麼過錯、犯上甚麼毛病,還以為是女友患上精神妄想症。
不是每個男人都偏執的,就像沫若提點我,我可能早知道自己做錯但滿以為對方不介意;又或者根本沒有意識到自己的行為出現了甚麼缺點和問題,但只要她肯指出,而且合理,我是非常樂意改善並警惕自己不要再犯。
就算不能一下子改變,彼此都可以說出來溝通一下,起碼也給我安慰她的機會嘛。最怕的是對方一聲不響,然後用性格不合這種無聊的藉口離開自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