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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芙是我在這世上最愛的人，那晚，我看著她，心想，今晚我要專心陪她，我要把「陪她」這件事擺在第一。於是，我牽起她的手，帶著她繞過一堆堆被丟在一旁的樂高，經過一座已經塌成廢墟的積木城堡，一塊走出了家門。
貝芙九十九歲了，她的手柔軟但有力。我努力記住這雙手，皮膚薄得像絲般的面紙，卻還是緊緊握著我。走到屋外，我終於能好好呼吸了。那瞬間，我感覺到了一種解脫，因為我做了一個自認為是對的選擇。但也就是只是那一瞬間。貝芙轉頭對我說，她很喜歡來我家看看我的孩子，但我跟她從來沒有真正一起好好相處過。
我放開她的手，反問她：「怎麼會沒有呢？」
她說：「真的沒有，我們是見到了面沒錯，但每次我來妳家，妳根本沒有好好看著我、注意我。」我知道她心裡真正想說的是：「我知道，妳或許覺得我們一起度過了一段不錯的時光，但我們可以更靠近、更關心彼此，不只是在街上散步十分鐘而已。」
我不願承認貝芙是對的，但我心裡知道她說得沒錯。在腦海深處，有一個微弱的聲音經常提醒我，要我多花點時間好好陪她，但那個聲音總是被其他無數的嘈吵聲音所淹沒。她說，不如我們改變慣例，改成我去她家，而不是她來我家。這時，那些吵鬧聲又開始響起了：孩子怎麼辦？工作怎麼辦？她家附近容易塞車，也不好停車。在廣闊無垠的夜空下，我彷彿又回到了那洞穴，手肘被壓在身側，肩膀聳至耳際。我該如何克服這種感受呢？
或許你也有過類似的經歷──明知道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應該完成，但怎麼也無法動身去做。也許你的醫師擔憂你的健康，你也知道自己應該多動一動，但在有限的閒暇時光中，還是忍不住陷入最愛的影集中無法自拔。也許你一直想要撥出時間，指導團隊中有潛力的後輩，卻總是被一個又一個逼近的截止日期推著走，抽不出身。也許你立了目標，要多結交新朋友，但每次參加聚會或活動時，不是依然跟熟悉的舊朋友閒聊，就是更糟──低頭滑手機。
我想做這件事，這件事對我來說很重要，但因為種種的原因，真的好難開始──這種情境，很多人已經熟悉得不能再熟悉。
那時我沒想到，其實這正是我大半輩子研究的核心問題：人是怎麼做選擇的，包含我們怎麼決定「要不要改變」。每天早上，我走路到賓州大學上班。我主持「賓大傳播神經科學實驗室」，和團隊一起設計各種實驗，研究人們重視什麼、怎麼做選擇，以及外在世界如何影響他們的價值觀（還有其他相關議題）。具體來說，我們利用「神經影像」技術，研究負責此一過程的大腦系統，深入探索是什麼影響我們的時間分配、行為改變，以及與他人建立連結的方式。如此說來，我不就正是這方面的專家嗎？貝芙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之一，我難道會不知道該怎麼做選擇，把時間優先保留給她嗎？難道我不能掌控那些對我來說真正重要的事嗎？
然而，看來我的確是不能。光是要克制自己，暫停一下，別急著反駁她說錯了，都已經很困難了，遑論問問自己：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為什麼我會抗拒去探望那個我最喜歡的人？
為什麼我會做出這樣的選擇？
更糟的是，為什麼我一次又一次地做出這樣的選擇？
如果有朋友告訴我他們遇到這樣的難題，我可能會告訴他們，我們往往太過注意選擇的後果，錯失了理解自己最初為什麼會做出那個選擇的機會，讓我們更難以做出持久的改變。調整這種思考的方法之一，就是了解大腦裡與我們許多選擇息息相關的一個系統，像我這樣的神經科學家，稱這個系統為「價值系統」（valuesystem）。
有時，一位神經科學家談到「價值系統」或「我們的價值觀」時，聽眾會感到驚訝，因為他們一聽到「價值」兩個字，想到的可能是道德價值：一套行為準則，對於什麼本質上是「善」與「正確」的信念，或是他們選擇遵守的幾項重要原則。又或者，他們會聯想到經濟學家或市場分析師討論價格，或在商店裡撿到便宜貨時的那種感覺。然而，當神經科學家談到「價值」時，我們指的其實是最基本的一件事：你的大腦期望你在某個特定時刻從某個特定動作中所獲得的「獎勵」。
每當我們準備做選擇時，價值系統的任務，就是衡量各種不同的輸入條件，我和同行稱這個任務為「價值計算」（valuecalculation）。計算的變數當然包含了像是道德價值觀、選項的經濟價值，但也包括你過去選擇的結果、當下的心情、周遭人的意見等等。獎勵可以是一筆金錢，也可以是一段友情。可以是看見世界上有好事發生在別人身上、實現一個小小的目標，或是總算有足夠的精神體力跑完一場馬拉松。我們的大腦重視許多事情，也能透過不同的途徑獲得獎勵。然而，當我們一而再、再而三地做出相同選擇時，往往反而感受不到那份獎勵。與其為退休儲蓄，不如吃外食；趕死線的緊張感蓋過了職涯成長的長遠規劃；在網路漩渦流連忘返，忘了與我們珍惜的人好好共度時光。因此大腦所做的選擇，不見得符合我們明確認為最重要的事。
有時這是因為外在期待本身就不合理，但有時我們其實是能夠做出不同選擇的，而價值系統正是改變決定的核心。從二○○○年代末到二○一○年代初，我開始投入研究工作，當時就已經著手探索一個人在選擇改變行為時，大腦會出現哪些變化。我和研究所指導教授馬特．李伯曼（MattLieberman）、同學艾略特．伯克曼（ElliotBerkman）攜手做了一連串的實驗，掃描受試者的大腦，觀察他們在回應「勤擦防曬霜」和「戒菸」勸導訊息時的大腦反應。大腦反應我升了教授之後，我們又進行了類似的實驗，這一次是鼓勵民眾多運動與安全駕駛，研究目標則是找出當人在思考要如何改變時，大腦內究竟發生了什麼，接著觀察他們是否確實改變了。我們在神經影像實驗室觀察到的現象，究竟與實際的行為改變有沒有關聯呢？當時，沒有人知道。但是，在數據中發現某種具規律性的模式後，我們意識到一件事，我們找到了一個關鍵的介入點──一個可以用以幫助他人改變的切入機會。
我們發現，如果一個人價值系統中的某些區域──例如內側前額葉皮質（medialprefrontalcortex）──在他們看到有關防曬、戒菸或運動的勸導訊息時明顯變得活躍，他們之後依據訊息改變行為的機率更高，即使他們口頭表示這類訊息並不特別具有說服力。這起實驗讓我們頭一次得以窺見，價值系統實則攸關實驗室外那些影響更為深遠的現實生活選擇。我們的團隊與其他研究團隊後續大量的研究，也發現了類似的結果──當一個人在決定吃什麼、買什麼、退休要存多少錢等問題時，價值系統都扮演著相似的角色。
起初，我們只想研究大腦活動與實驗室之外所做的選擇是否有關，當我們發現確實有關以後，我們接著問自己：我們可以如何利用這個發現來促成改變？我認為，答案就是設法提高這個系統的活躍程度，但該怎麼做？我花了十多年的研究功夫才找到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