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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近來，我遇見的每個人——朋友、同事，甚至晚宴裡的陌生人，幾乎都問我同一個問題，只是問法不同：「我今天跟人有一場對話，可是沒用。你認為我哪裡出了問題？」
想知道該如何妥善處理跟那些富有又強勢的學生家長之間的艱難交談的學校校長；想要慎重地駕馭決斷力的企業執行長；因為女兒的厭食症把全家的晚餐席變成戰場而苦惱的母親；為了一個字而出了差錯的董事會議；極力想和同事談論職業倫理的資深警界人員。
於是不知不覺中，我成了一個設計對話的專家。
建設性對話是人類最早也最強大的工具之一。對話建立了我們最初的社區，有利於新興的文明進步。公共論說是民主的基礎，在歷史上一直是政府和管理體系的各個面向的基礎。無論我們對各種手持電子裝置和叮咚響的社群媒體帳戶有什麼看法，科技的「進展」都源自建設性對話。是創造性的合作讓人類登上月球，讓我們繼續留在數位時代。
但最近，我們似乎失去了彼此交談、進行有效的談話、交換意見並且一起推動點子的能力。
一切變化得太快。新聞媒體助長了衝突摩擦和派系糾紛，政治和民主對話似乎越來越難以掌控，而且每下愈況。大學校園因為種族、階級和性別政治而嚴重分裂，以至於原本建立在對話基礎上的機構現在根本不敢主辦會談。以前，我們會認為別人是錯的，如今，我們總覺得別人在撒謊。
在這同時，我們的孩子變得內向，只能透過他們的電子裝置進行交流，而我們從社群媒體所接收到的只是我們做為人的最薄弱的一部分。線上的「交流」是許多虛構的自我之間的東西，對話的幻影。我們失去了人性，這反映在充斥於現今社群媒體「交談」中的惡毒言詞。
同樣這個媒體系統讓我們面臨持續不斷的悲劇，颶風、大火、校園槍擊、警察暴力、流行病、隔離營——我們再也無法停下來，好好處理任何一項。我們只是讓這些不幸越積越多，生活在永久的危機之中。
當然，我們一直很難跨越政治、社會經濟、性別或種族界限進行重要的對話，可是現在我們就連和最親近的人交談都很困難。這發生在朋友、家人、同事、有共同政治信仰和目標的人們之間，裂痕到處可見。
在我的整個職業生涯中，我始終抱持一個信念：一種清新、創造性的談話方式可以解救我們，可以改變世界。但在過去幾年裡，我發現自己越來越絕望。我不確定我是否真的相信創造性對話的力量，類似失去一種信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