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破碎的地方

凝視殘忍
作家　鄧九雲

七宗罪裡排序第一的是「傲慢」（pride）。如果把這個形容詞套在希特勒身上是毫無違和，但似乎有種隔靴搔癢的失準度。那麼試試「殘忍」（cruel）呢？我認為無論是中文還是英文，在語感上都更逼近那段大屠殺的歷史之殤。

有足夠勇氣的人們能承認自己驕傲、嫉妒、憤怒、懶惰、貪婪甚至是好色，但有多少人能說出自己是殘忍的？更或許，殘忍的複雜性其實是難以覺察。可是我深信，每一個人或多或少肯定都有殘忍的經驗，只是可能還沒機會為那些行為命名，就已埋藏在記憶深處罷了。

閱讀完《那些破碎的地方》，我開始翻攪記憶，為自己的殘忍命名。

第一個稱之為殘忍的記憶，是凝視殺雞。印象中早期傳統市場的雞肉攤，後面會關著一整籠探頭探腦的雞。小時候跟長輩去市場採買的記憶，全都是自己傻傻站在那，看著肉販如何把雞從籠子裡一把抓出來，在脖子上快速劃下一刀放血，然後丟進熱水裡涮燙擠下去毛——後面的畫面我就不記得了，連雞是何時斷氣的我都說不出來。不到五歲的我，綁著兩根稀疏的沖天炮，就那樣張著嘴巴看呆了。後來的我每次回想這段記憶，總是好奇為什麼面對如此血腥暴力的畫面我沒有別過頭去，反而眼睛像鎖住了一般。我甚至不記得有感到害怕或不舒服，嚴格來說那感覺中心回想起來是「空的」。

麻煩再重看一次我的敘述——每當我回想凝視殺雞，腦中出現的畫面是小小的「我」與被殺的「雞」。不單只有雞，我的身影也在那敘事中。我像是進入某種解離的第三隻眼，正在觀看專心凝視殘忍的自己。我凝視的存在，成了殘忍的共犯。

第二個稱之殘忍的記憶稍長許多，是得知曾熟識的人痛苦自殘。中學讀女校時被一位學妹親睞，她發生什麼事都想跟我分享，每天下課鐘聲一打，她就會衝到我班上的走廊叫我。當時才十歲出頭的我們，沒有人能明白那份渴望見到對方幾乎佔據一切的感覺究竟是什麼。我們當然都知道愛情的存在，但狹隘的社會與環境讓我們以為那只會／能存在於異性之間。

有一天，我實在受不了學妹每節下課的打擾，以及那些我想像出的流言蜚語。於是我非常嚴正地告訴她，請再也不要來找我。剩下共校的兩年裡，我都把她當透明人一般，卻沒有告訴任何人每次彼此擦身而過時，我的心臟都不知為何瘋狂地在跳。幾年後來得知她曾在那段時間數度自殘自己，無論去追究那是否單純因為我的拒絕，或是我需不需要為另一個人的行為負起責任，我都心知肚明經歷家庭破碎與身份探索的她，曾把我當成傾訴一切的對象。我接受她的依賴，卻又在毫無邏輯與警示之下截斷那傾靠。她會倒，是否也在我預料之中？我將那段記憶命名為殘忍，並拒絕用任何「不懂、無知」當成藉口為自己解套。

這兩份自白，能否能讓你意識到，殘忍其實離我們很近很近。在神話與童話裡，總是充滿了各種殘忍的劇情與懲罰。或許因為從口耳相傳的文化故事裡過於熟悉殘忍的各種面向，彷彿被神允許的殘忍是如此深重，於是我們很難毫不猶豫地將殘忍視為一種罪。更別說去辨認出那間接、旁觀的視角，並將之承認為一種共犯存在。

這也呼應了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提出的「邪惡的平庸」——解釋一個普通人如何成為極權主義體系的演員，上演著殘酷的劇碼而樂此不彼。美國政治理論家Judith N. Shklar在《平常的惡》（Ordinary Vices）裡提出，殘忍是有別於亞里士多德提出的「變態的獸性」。老練的人會告訴我們不要細談惡，因為論惡最終都會走入「厭世」的絕境。一旦厭世，抽離就是對社會的一種毀滅——產生消除厭惡之人，留下強壯沒美好的部分的慾望——最終成為一位政治暴君。

然而戲劇與歷史註定得凝視殘忍。古典悲劇踩在「肉體殘忍」，而喜劇則是仰賴「道德殘忍」。本書作者約翰波恩說了，「每個死於屠殺的人的故事都值得述說。」當然也包括那些活下來的，倖存者們，以及所謂的「共犯」。

《那些破碎的地方》是《穿條紋衣的男孩》的續篇。後者以這家族的弟弟為視角，前者是姊姊，在大戰八十年後的現在，以九十二歲的高齡回望過去。那些留著罪人血液的後代，是如何背負著另一種創傷活過來的？如果你像我一樣沒有讀過《穿條紋衣的男孩》的故事就開展這本書，那絕對會是加成享受的閱讀經驗。享受這用詞恐怕不恰當，因為這是充滿歷史硬殤的故事。他們必須不斷被說，直到其中那種複雜的人性與情緒真相能更精準地被逼近。我佩服作者顧慮到像我這樣首次的閱讀者，用高明的敘事手法，同時推進過去與現在，不但補齊了《穿條紋衣的男孩》裡的空白，也更深刻探索那些「一生無法消化的痛苦」。為了不讓自己爆雷，原諒我用如此私密的經驗自白切入。

最後我想提一下《那些破碎的地方》裡現在敘事線中，作者用家暴人物象徵暴君的原型。他的身份是一位電影製作人，而他的老婆是一位貌美卻不能再演戲的演員。作者這樣的設定讓人玩味。他提出另一個重要的悲劇元素，就是「階級」。製作人大於演員，男人大於女人。我非常關心作者試圖靠近的那個殘暴最後的「出口」為何？我們很難否認法國哲學家蒙田所說的：以殘忍的方式厭惡殘忍，是有效的方式。

關於這「出口」，我並沒有明確的答案。但我想分享曾經在進行「家族排列」的治療活動時，家排師說過一件事——家族裡若有嚴重精神疾病的家人，代表那家族裡，有人直接或間接殺過人。而因為我們距離第二次世界大戰還不到百年，要追溯到完全無關的機會幾乎是微乎其微，這也說明了集體意識的現象。用另一個角度來說，那是我們的共業。那些沒有辦法消化的苦痛就是「創傷」，世世代代存於我們的血脈之中。唯有透過不斷不斷地講述，每說出一個故事，那箝制業的枷鎖，終究能夠一點點鬆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