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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都不能少
三十三歲那年，我成為全台灣最年輕的國中女校長，第一個被分派的學校是桃園復興鄉的介壽國中。這所學校地處偏鄉，全校師生不到四百名，其中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學生都是泰雅族原住民。
還記得當初走馬上任時，前任校長特別邀請我去當地一家餐廳吃飯，那時日正當中，他們竟然就開喝起來，並且倒了滿滿一杯酒放在我面前，滴酒不沾的我當下愣住了！
雖然我當場表明不喝酒的立場，但一旁作陪的訓導主任還是慫恿地說：「這是我們泰雅族最高禮節，不喝就是沒誠意，不夠意思！」
我靈機一動，回道：「我今天帶來的就是誠意。」
「喔？」
「我喝茶陪你喝酒最夠意思了，因為你喝完酒回家呼呼大睡，我喝完茶一整個晚上都會睡不著覺！」
幸好這番急中生智的話，化解了原本尷尬的氣氛。
剛到這所山地學校，我就發現它所面臨的問題比我想像中要嚴重，包括學校地層下陷、師生宿舍老舊待修、學生學習動機低落、入學人數逐年減少、失學人數卻不斷上升、老師離職率高……等校內外問題像捅到馬蜂窩一樣接踵而來。
為了實際了解學生的家庭狀況，我到附近的小學和部落教會探訪、參加一村又一村的村民大會，發現這裡和許多山地鄉一樣，面臨了生存不易和村民嚴重酗酒問題。為了謀生，許多原住民成年人只能下山去都市討生活，家庭功能遭到破壞，有相當高比例的家庭都是隔代教養，至於留下來的居民也都有酗酒的問題。我曾經白天前往一位曠課多日的學生家探訪，當場目睹學生和家長喝得醉醺醺地一起倒在地上。難怪當時有句玩笑話是：「有錢睡地上、沒錢睡床上。」面對這樣的狀況，我心裡難受到極點，很想為這些弱勢學生和家庭找到更好的出路。
由於我一個人時間有限，無法全盤了解所有學生的家庭狀況，所以要求全校老師都要進行家庭訪問。我把規劃好的路線、分派的座車貼在教師辦公室門口，請大家利用段考後週六做地毯式「集體家訪」；倘若時間允許的話，我也會親自帶著老師們一家家去登門拜訪。這個舉動讓家長們意識到，新上任的校長除了十分關心學生之外，也很重視地方事務，使得日後我在推動各項政策時，獲得更多的支持。
那時，週六為了家訪停課於法無據，但是駐區蘇永明督學（現任教於國立清華大學南大校區）告訴我︰「隔週六上全天課，補回來就好了嘛！」於是我和老師們安心地揹著睡袋去巴崚、爺亨、卡拉賀部落進行家訪。思想開明的蘇督學可說是權變領導的實踐者。
此外，我也請輔導室主任和在地的老師騎著摩托車穿梭在前山、後山之間，一一做調查，結果發現竟然有五十六位失學的孩子（原本這所學校被教育廳評定生活教育績優學校，中輟學生數據是「零」）。而如何找回這些迷失的孩子，也成了我這個新手校長的一大課題。
與人口販子的搶人大作戰
民國七、八十年代的台灣，雛妓問題嚴重，尤其是在山地鄉，有些家長把女兒視為搖錢樹，將她們賣入私娼寮，再用她們辛苦賺來的皮肉錢為家裡蓋房子、買摩托車。不少未成年的女學生被推入火坑，有的仲介人就是她們的親生母親與姐姐，而且宣稱「我們又沒去偷、沒去搶，靠自己的勞力賺錢有什麼不對？」這個殘酷的事實令我感到痛心。
於是，我的另一項考驗又來了！就是和人口販子周旋，從他們手中搶回那些瀕臨失足的女學生。當時我和勵馨基金會以及法務部的「百合計畫」合作，為了確保女學生不在校外被帶走，所以每到星期六放學時刻，我一定站在校門口親自點名，把學生們一個個送上車才安心。星期一早上到了學校我也會立刻點名，確定一個學生都沒有少。
每個星期一，卡拉賀部落的光華國小楊校長都會接到我的電話，請他到部落協助找尋孩子，而他的熱心幫了我很大的忙。
也許之前家訪的效應得到不少家長認同，所以部落一有狀況，就會有線民向我通風報信。曾有一位家長打電話向我通報部落中有人買了新的摩托車，我就知道他拿了人口販子的訂金準備賣女兒。我估計不出一個星期，保鏢就會前來帶人，於是請輔導室安排老師天天輪流去那戶人家盯梢，果然等到保鏢把孩子帶到中壢市區準備交人，我們馬上報警攔人，等機緣成熟了再將她交給勵馨基金會安置。
雛妓背後存在著盤根錯節的地方勢力，也有黑道介入，不是我這個勢單力薄的國中校長可以完全制止的，和人口販子周旋的救援工作，讓我時常壓力大到噩夢連連。但是多年後回想起來，像我這樣「擋人財路」的行徑沒有被人砍死，也算是老天對我的恩惠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