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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對於那個裝著軍隊的床腳箱，小康說錯了。我天天玩這些兵，通常是在前院邊緣玩。我們的前院草皮跟衛理路之間有條泥土小徑，在那時連衛理路本身都還只是泥土路，只有九號公路跟通往山羊山的兩線道除外──山羊山有個給有錢人度假的地方──那時在哈洛，所有道路都是泥土路。我還記得我母親數度哀嘆著乾旱夏季跑進來的塵土。
比利．巴吉特跟艾爾．諾利斯──我最要好的兩個朋友──在好幾個下午都跟我一起玩軍隊遊戲，但在查爾斯．雅各第一次出現在我生命中的那天，我只有自己一人。我不記得為什麼比利跟艾爾沒跟我在一起，不過我確實記得那時候我很高興可以換換口味，獨處一下。一來，這樣就沒有必要把軍隊分成三師；二來──這還更重要──我不必跟他們爭現在該輪誰打贏。說實話，我竟然還得有輸的時候，在我看來這似乎不大公平，因為那些是我的士兵、是我的床腳箱。
在我生日後不久，一個漫長炎熱的夏末日子裡，我向我媽提出這個想法，她抓著我的肩膀，盯著我的雙眼，這是個很確定的徵兆，我就要學到另一個人生教訓了。「詹米，這個世界有一半的麻煩，就是出在『這是我的』這種態度。你在跟朋友玩的時候，這些士兵屬於你們所有人。」
「就算我們在打仗玩不同邊的時候也一樣？」
「就算是這樣也一樣。當比利跟艾爾回家去吃他們的晚餐，你把這些士兵收回箱子裡時──」
「那是軍用床腳箱！」
「對，軍用床腳箱。在你把這些士兵收好的時候，他們就又是你的了。人類有很多方式可以對彼此惡劣，等你長大點就知道了，不過我想所有不良行為都是從長年的徹底自私累積出來的。答應我，孩子，你永遠不會當自私的人。」
我答應了，不過我還是不喜歡比利跟艾爾打勝仗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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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九六二年十月的那一天，為了一個叫做古巴的熱帶小島國，世界的命運懸於一線的時候，我同時為交戰雙方作戰，這意思是說，到頭來我一定會贏。稍早的時候，鎮上的平路機曾經過衛理路（「把石頭搬來搬去，」我爹總是這樣咕噥），所以有相當多鬆軟的泥土。我刮下夠多泥土湊在一起，先堆成一座小丘，然後是一座大山丘，接著變成一個特大號山丘，幾乎跟我膝蓋一樣高。起初我想到要叫它山羊山，不過這樣似乎既沒原創性（畢竟真正的山羊山就在不到十二哩外），又很無趣。經過一番考慮，我決定稱之為骷髏山。我甚至設法用我的手指在那上面戳出像眼睛一樣的洞窟，但泥土很乾燥，洞穴一直塌陷。
「喔，好吧，」我告訴那些在床腳箱裡翻倒的塑膠士兵。「世道艱難，你不可能什麼都有。」這是我爸最愛講的諺語，他有五個孩子要養，我很確定他有理由相信這句話。「就假裝那裡有洞穴。」
我把我一半的軍隊放在骷髏山頂，他們在那裡形成了一支令人望而生畏的勁旅。我尤其喜歡那個迫擊砲兵擺在上面的樣子。這些兵是德國佬，我把美國軍隊安排在草坪邊緣。他們得到了所有吉普車跟卡車，因為在他們衝上那座山的險峻斜坡時，看起來會帥爆了。我確定有些車會翻倒，不過至少有一些會攻上山頂。而且會輾過那些迫擊砲兵，他們會尖叫著求饒。他們不會被放過的。
「殺啊！」我說道，同時安排好最後幾個有英雄氣概的美國人。「希特魔，你是下一個！」我開始發動他們往前衝，一排接著一排──然後發出漫畫式的機關槍噪音──這時一道陰影落到了戰場上。我抬頭一看，看到一個男人站在那裡。他擋住了午後的陽光，輪廓被金光環繞──一個人形日蝕。
有些什麼活動正在進行。我們家星期六下午總是這樣。安迪跟小康在我們家狹長的後院裡，跟他們的一群朋友玩「三高飛六滾地」，不時大叫大笑。克蕾爾跟她的兩個朋友在樓上她房間裡，在她的帝國派對時光唱盤上放唱片：〈動動舞〉（The Loco-Motion）、〈大兵〉（Soldier Boy）、〈帕里薩德公園〉（Palisades Park）。也有從車庫傳來的敲打聲，泰瑞跟我爸在那臺叫做公路火箭的五一年福特車上動工，又名「任務」。我有一次聽到他叫那輛車狗屁東西，當時我如獲至寶的一個詞彙，現在也還會講。在你想感覺好些的時候，就叫某樣東西狗屁東西。這樣通常有效。
有很多事情在進行，不過在那一刻，似乎一切都靜止下來。我知道那只是由虛假記憶導致的那種幻覺（更別提一個裝滿黑暗聯想的手提箱了），但這個回憶非常強烈。突然之間，沒有小孩在後院尖叫，沒有唱片在樓上播放，沒有車庫傳來的砰砰敲打聲，更沒有一隻鳥在叫。
然後那男人彎下腰，西下的太陽在他肩膀上炫目耀眼，讓我一時什麼都看不見。我揚起一隻手來替眼睛遮蔭。
「抱歉、抱歉，」他說，然後移動了夠大的距離，好讓我可以注視他而不必直視太陽。他上半身穿著上教堂用的黑色外套，還有一件國民領黑襯衫；下半身是藍色牛仔褲跟磨損的樂福鞋。這就好像他想在同一時間當兩個不一樣的人。在六歲的年紀，我把大人分成三類：年輕的大人、大人跟老人家。這個人算是年輕的大人。他把雙手放在膝蓋上，好讓他可以看清敵軍。
「你是誰？」我問道。
「查爾斯．雅各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