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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癌症，日常生活選擇最重要
因罹患癌症而死亡的病例中，至少有五成可以靠改善生活型態來預防，這個比例甚至還可以再提高。提倡改變生活型態的權威領導人士，也是健康宣導組織「真實健康行動計畫」（True Health Initiative）的創辦人大衛．卡茨醫生（Dr. David Katz）認為，健康的生活可以預防八成的慢性疾病和提早死亡率。哈佛大學研究人員在二○一六年公布一項研究，他們回顧四十多年來對十三萬五千多名受試者所做的追蹤資料，發現不吸菸、適量飲酒、維持健康的體重、規律的運動，在女性方面可以預防百分之四十一癌症發病率和百分之五十九癌症死亡率，男性則可以預防三分之二癌症發病率和死亡率。正確的百分比也許隨著不同的研究而有差異，但不變的訊息是，我們可以預防至少一半的癌症發病率和癌症死亡率。流行病學教授，也是此一哈佛研究報告的撰稿人之一的葛拉罕．柯迪茲（Graham Colditz），總結這項研究結果時指出：「以社會的角度，我們必須避免癌症風險是偶然造成的，或者必須發明新的醫藥才能有效對抗癌症等錯誤觀念誤導而造成拖延，相反地，我們必須擁抱機會，採行有效的預防措施，改變我們的生活方式，降低整體的癌症死亡率。」
雖然我們仍在持續努力提高民眾的意識，讓他們知道西方文化中有些根深蒂固的行為與習慣會危害健康，但重要的是要知道，抗癌生活與標準的醫療保健並不相違。大衛．賽文—薛瑞柏明白，積極的治療是有效的癌症治療的「靶心」，他從未考慮過放棄手術、化療或放射治療。事實上，在第一次確診後，他排斥任何人向他建議的「另類」療法，他認為最重要的是，他選擇合作的醫療專業人員能把他視為一個人，而不只是癌症宿主來關注他。他必須相信他的醫生們真正以他的最佳利益為考量，而這種直覺正中靶心。下決心過一種人性的生活，不讓自己受診斷的侷限，是他採用的抗癌方法的基礎。
菸草的教訓
任何一個懷疑生活型態選擇能影響我們整體風險的人，都應該回顧一下沒有多久以前，我們從肺癌與吸菸的關係中得到的教訓。一九六○年代初期，包括美國肺臟協會、美國心臟協會、美國結核病協會，以及美國公共衛生協會在內的一個機構聯盟，向當時的美國總統甘迺迪施壓，要求他就吸菸引發的公共健康危機發表演說。接著，一九六二年，甘迺迪總統召集一個廣泛的專家聯盟，花了兩年時間過濾七千多項科學研究與論文。一九六四年，當時的美國衛生總署署長路德．泰瑞公布該團體的調查報告，結論是：相較於非吸菸者，吸菸者的死亡率提高了百分之七十。從那以後，在繼任的衛生總署署長、公共衛生宣傳組織，以及積極的行動人士高度宣揚對菸草公司提起訴訟並獲致成功的情況下，終於提高了民眾對菸草（無論是咀嚼的，或用吸的）與癌症的因果關係的意識。但令人震驚的是，百分之十五的美國人仍在吸菸，而且在亞洲、非洲、歐洲，以及中東的許多國家中，吸菸人口的比例依舊很高。吸菸率不下於美國的澳洲，在努力將吸菸人口比例降為零的行動中，將持續提高香菸稅至二○二五年，屆時每包香菸的售價將高達四十美元。美國的經驗法則是，一包香菸的售價若提高百分之二點五，將導致任何地方的總體吸菸率下降百分之二點五至百分之五。在俄羅斯，由於當地的香菸價格便宜很多，有百分之六十的男性和近百分之四十的人口吸菸。
更有甚者，我們竟容許菸草業者再度發明含有許多沒有經過充分檢測的化學物質（包括與癌症有關的化學成分）的霧化尼古丁（又稱電子菸）。因此，雖然年輕人吸菸的比例已開始下降，但青少年如今卻又轉向吸電子菸（這項發明的目的是為了幫助人們戒菸），使電子菸成為一種新的尼古丁消費手段。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雖然美國男性罹患肺癌的比例下降了，但美國女性公開、自由吸菸的年代比男性晚很多，因此她們罹患肺癌的比例卻持續上升到二○○○年，並且直到最近才開始略見下降。同樣的，這可能是因為肺癌、咽喉癌、食道癌，和其他與菸草相關的癌症在老年人中最為常見，而那些在一九六○年代與七○年代才開始吸菸的女性，此時才開始面臨與癌症相關的後果。不幸的是，菸草不只是肺癌的致病原因，現在它甚至和十四種不同的癌症都有關係。
吸菸雖然會令人上癮，卻是可以避免的行為，而且它是造成癌症的直接原因。這種認識徹底改變了民眾對行為與疾病關係的理解，我們也不再否認我們的行為與癌症有關。這種意識開啟了癌症預防的新領域，使科學家們開始探索與癌症發病有關的其他生活型態或環境因素。
此外，用來研究癌症的經費也開始增加，且直到今天仍持續湧入。但令人不解的是，這些資源絕大部分是用在尋求治療方法，與開發癌症治療方法和測試新藥的經費相較之下，用來研究癌症預防的經費少得可憐，只有它的十分之一。儘管生活型態因素與癌症之間的關係昭然可見，我依舊幾乎每天都在和這種差別待遇搏鬥。但從菸草和肺癌的例子顯示，當我們在疾病的原因上投入心力與資金時，它仍然是個可實現的目標。如果我們以相同的程度，公開反對世界衛生組織轄下的國際癌症研究署已將之列為致癌物的加工紅肉（如培根和熱狗）呢？如果我們也對垃圾食品和含糖飲料調高稅率呢？如果我們有公共服務機構來大力宣導，警告民眾過度食用精製糖和加工食品跟流行性肥胖症以及包括癌症在內的多種慢性疾病有關呢？相信我們居住的這個世界將會大為改觀。
我們不只是統計數據
當一種危及生命的疾病被確診時，統計和概率挑戰的不僅是理解，同時要知道它們是否可以應用以及何時應用。大衛的工作引導他去挑戰癌症存活的統計模式，大部分腫瘤學家都依此來預測患者的結果。但這些數據如何能解釋個人生活中獨特而複雜的細部的一切人為變數？在處理癌症診斷時，我們認為的「生活型態」的所有力量、選擇，我們的生活態度，怎麼可能沒有影響？且不提那無形的生存意志力（如恆毅力），或對更偉大的力量的信心，飲食與運動的影響又如何？健康的心理方面，例如希望與感恩呢？暴露在那些已知的致癌物中，如煤塵、石棉、菸草，甚至太陽的輻射線呢？大衛想更進一步了解所有這些因素，他渴望對生活型態如何影響癌症的形成與進展有一個全面性的和具體的了解。
這種方法過去是、現在也依舊是革命性的。大衛接受事實，他沒有選擇餘地，只能學習與他體內的癌症共存。他為我們立下的榜樣是完全接受，他知道癌症已成為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這種接受使他得以有力地、有目的地與疾病共處。
我不知道大衛是否以違抗機率、戰勝癌症的目標生活，但我確實知道他幫助我們了解，當我們決心積極改變我們與癌症共處的方式時，這些統計數字是可以改變的。
《自然就會抗癌》中有一章〈擺脫統計數據〉，大衛在文中提到著名的科學家及作家史蒂芬．古爾德（Stephen Jay Gould），在四十歲那年被診斷出腹膜間皮瘤（abdominal mesothelioma），一種因接觸石棉而造成的罕見癌症。古爾德立刻接受手術，但術後他無法從腫瘤醫師那裡得到有關預後的直接答覆，於是他做了偉大的科學家通常會
做的事：研究。他得知自己的癌症被視為「無法治癒」的種類，存活期的中間值為確診後八個月，他非常震驚。幸運的是，他熟諳如何解讀鐘形曲線（又稱存活曲線）。古爾德注意到，間皮瘤患者有一半的比例存活期很短（從零到八個月），於是他把焦點集中在曲線圖隆起的另一邊。他發現那些存活期超過中間值（一組數據的中間數字）的人，也就是曲線右側的那些人，在預估的死亡率方面有大量的喘息空間。在曲線圖存活部分的「尾巴」最末端，一個罹患間皮瘤的人可以存活三年至四年，這遠比八個月要好太多了，而且可以多給他一些時間去研究如何進一步改善那些機率，於是他下決心成為異數中的異數。
儘管天生樂觀與好奇，古爾德也知道統計數據可能為一個癌症患者的心態帶來危險，因為非個人的統計數據可能嚴重影響一個病人的心態與觀點。他在論文〈中間值不是信息〉（The Median Isn’t the Message）中指出：「在對抗癌症方面，態度顯然十分重要，我們不知道為什麼……但大多數罹患相同癌症的人，無論是任何年齡、階級、健康狀況、社會經濟狀況，以及（在一般情況下）態度積極、有強烈意志力與目的想活下去、誓言奮戰到底、對協助他們的治療主動反應，而不只是消極接受任何醫生所說的話的人，通常活得更久。」
古爾德比他的預後統計又多活了二十年，證明他的看法是正確的。他和大衛．賽文—薛瑞柏都遠遠超過他們（差異極大）的癌症類型所預估的存活期，我確信這不只是一點運氣或某個偶然的「奇蹟」。他們兩人都研究科學，並得到和我相同的結論：採行健康的生活型態改變策略，是預防癌症與延長任何一種癌症的存活曲線的關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