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試閱
導讀──
物證推理的文藝復興——林肯．萊姆探案
文◎【推理作家】既晴
二十世紀初期，當身材頎長、鷹鉤鼻、穿風衣、叼煙斗、拉著小提琴的英國神探夏洛克．福爾摩斯（Sherlock Holmes）正從萊辛巴赫瀑布（Reichenbachfall）死裡逃生，在《巴斯克維爾的獵犬》（The Hound of the Baskervilles，1902）重出江湖之際，美國作家奧斯汀．傅利曼（R. Austin Freeman）也創造了最早的刑事鑑識專家宋戴克博士（Dr. John Evelyn Thorndyke），於《紅拇指印》（The Red Thumb Mark，1907）登場，開啟科學辦案新頁。這兩位神探分別在大西洋的兩岸到處找指紋、查腳印，奉「物證推理」為最高偵查原則，破解各種離奇懸案，彷彿天下神探絕技盡在於此。
不料，其後的Ｇ．Ｋ．卻斯特頓（G. K. Chesterton）卻另闢蹊徑，以洞悉人類犯罪心理的布朗神父（Father Brown），從犯罪模式中勾勒出真兇身分，稱為「心證推理」，不但將短篇推理的輝煌盛世推到最高峰，更扭轉了推理小說的發展走向。
包括阿嘉莎．克莉絲蒂（Agatha Christie）、桃樂絲．榭爾絲（Dorothy L. Sayers）、約翰．狄克森．卡爾（John Dickson Carr）、艾勒里．昆恩（Ellery Queen）諸位大師，大體上均承襲卻斯特頓的創作理念，以「心證推理」為主、「物證推理」為輔，徹底挖掘人類最複雜、最幽微的心理底層，至於指紋、腳印，只是附屬枝節，成為長篇推理「黃金時期」的主要發展方向。
然而，在現實世界裡，犯罪手法日益複雜，快樂殺人、隨機殺人、凌虐殺人、劇場型犯罪等新型態的犯罪模式，早就脫離常理；再加上現代檢警體系的確立、鑑識科技的進步、側寫技術的建立，都促使推理小說作家放下了貴族神探、白領兇手的設計，紛紛向現實世界取材，這也使傳統以「心證」為主、「物證」為輔的創作原則出現鬆動。
就在二十世紀即將結束之時，傑佛瑞．迪佛（Jeffery Deaver）發表刑事鑑識專家林肯．萊姆（Lincoln Rhyme）的首部作品《人骨拼圖》（The Bone Collector，1997）——「物證推理」的「文藝復興」時代，終於正式開啟。
林肯．萊姆探案之所以能夠成為「物證推理」的現代標竿，我認為，這來自於推理小說中三個傳統元素的專注強調。
首先最引人注目的，是迪佛對「刑事鑑識學」的專注強調。儘管先前已經有派翠西亞．康薇爾（Patricia Cornwell）的女法醫凱．史卡佩塔（Dr. Kay Scarpetta）系列廣受歡迎，但迪佛對於刑事鑑識的重視程度猶然更勝一籌。
萊姆只相信刑事鑑識證據，從來不相信人證、情況證據、心理證據，與傳統偵探大異其趣。他這種唯「微量跡證」是問、優先否決「印象」、「記憶」等心理素材的鮮明姿態，已經到了一種信仰至虔至誠的偏執境界。不過，就是這樣的硬派性格，才能閃躲兇手精密佈置的心理煙霧彈，以堅實確鑿的物證逼近真相。
其次，是迪佛對「限時破案」的專注強調。萊姆系列探案的篇幅都相當飽滿、壯大，但綜觀各作的故事情節，自始至終都僅止於短短的數天之間。每一位犯罪者均是有備而來，帶著周詳綿密的計畫大開殺戒，相對之下，萊姆完全處於被動狀態，他往往在微物線索模糊、局勢尚未明朗的情況下，每幾個小時就必須作出一次關乎生死的抉擇，每幾個小時就必須面對一次謎團內幕的逆轉。這番爾虞我詐、「獵人／獵物」的正邪對決模式，具備了複雜多變的詭譎佈局、驚心動魄的動作場面、冷酷無情的感官衝擊、老謀深算的鬥智過程，難怪，迪佛會被譽為「裝設了定時炸彈的驚悚作家」。
最後，是迪佛對「公平遊戲」的專注強調。在現代無動機、無差別的連續殺人魔刑案裡，黃金時期解謎推理所標榜的——作者與讀者立於同一起跑點，「兇手在我們之中」的理想場景已不復見。兇手身分不重要、犯罪動機無所謂，已成為現代推理的最大弱點。
迪佛沒有絲毫迴避，在現代推理的框架下，他努力作出最大的突圍。每發現一處犯罪現場，萊姆必定會請護理師兼助理湯瑪斯搬出黑板來，把警方找到的線索鉅細靡遺地列出，並詳實檢視證據間的各種關聯，試圖引導讀者一同參與辦案、一同破解謎團。
正是這三項專注強調，使萊姆系列承襲了福爾摩斯與宋戴克博士原初的物證辦案精神，賦予了嶄新的現代詮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