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試閱
從2011年興起的伊斯蘭革命（又稱茉莉花革命或者阿拉伯革命）影響了許多國家，從北非的突尼斯、利比亞、埃及，到亞洲的敘利亞、葉門，還有一直處於戰亂之中的伊拉克。
在這一輪混亂中，黎巴嫩雖然也不夠穩定，但卻幸運地保持了大體上的和平。但兩位馬麥德不這麼認為，他們要讓我看到的就是和平幻象之下混亂、不公平的現實。這些現實證明了所謂的和平只是戰亂中的短暫停頓。
巴基斯坦馬麥德首先向我展示的是黎巴嫩的豪華和奢侈。
當一個旅行者剛到這裡，都會吃驚於黎巴嫩的富裕。我住的旅館位於貝魯特最為繁華的市中心地區（Downtown），這裡有著黎巴嫩政府精心打造的商業區（Beirut Souks）。
這片商業區比北京、上海的任何一個區都要有格調得多，充斥著酒吧和各種奢侈店，到了晚間，眾多的俊男靚女穿著正式或者暴露的服裝在街邊坐下，邊吸煙邊喝酒，欣賞著樂隊的表演。在大街上，大尺度裸露的廣告旁，就是嚴肅雄偉的清真寺。黎巴嫩不像是個伊斯蘭人口占多數的國家，反而像是個沒有宗教的國家。
這裡的人們穿著也最開放， 在街頭能夠看到，有的女孩子還戴頭巾，有的女孩子不僅不戴，還穿著超短裙，彷彿她們生活在紐約和巴黎，而不是中東。
但這還不是全部。巴基斯坦馬麥德帶我出入各種各樣的高檔場所，從門口保安林立的高檔飯店，到專門為富人遊艇打造的小型港口。港口裡停滿了眾多奢華船隻，都屬於黎巴嫩的富豪們。
在海邊的汽車商店裡，有著以美元計價的保時捷、法拉利。距離汽車店不遠的是毛毯店，巴基斯坦馬麥德隨便指著一塊毛毯詢問價格，漂亮的售貨小姐熟練地用英語和我們交談，隨手翻開毛毯露出價格牌，竟然是令人咋舌的30多萬美元，數字有零有整，精確到個位。在我驚歎於這些富人的奢華時，巴基斯坦馬麥德卻遊刃有餘地詢問著毛毯的產地是伊斯法罕還是設拉子，並對毛毯表現出了濃厚的興趣。
「看到這一切的繁華，你能夠想像這是一個頻繁發生戰亂的國家嗎？」從店裡出來後，巴基斯坦馬麥德問我。我回答：「想像不出。」
「那麼再跟我來看。」他拉著我的手，隨意地走到了大街上，看到一位黑人保安。黎巴嫩是世界上人口最稠密的國家之一，卻仍然從海外招收大量的勞工來做低級工作，這位黑人保安顯然就是勞務輸入人員。巴基斯坦馬麥德混雜著英語和阿拉伯語與保安攀談起來。這位黑人保安來自非洲中北部的一個國家查德（Chad）。「你的工資是多少？」巴基斯坦馬麥德突然直截了當地問道。
「400美元，先生，400美元。」查德人畢恭畢敬地回答。他每天需要從早上6點站崗到晚上10點，不准坐，也沒有休息時間，吃飯時間要自己擠，但他對400美元工資非常滿意。
來黎巴嫩務工的人員大都來自於南亞、東南亞、北非、東非等地。另一位孟加拉來的女僕，工資是200美元（中東國家女工工資偏低），衣索比亞來的掃地工300美元。印度來的店員掙得多一些，500美元，因為店員被認為是一種智力工作。
「看，這是一個怎樣的國家？富豪們一擲千金去購買毛毯，卻只肯給女工200美元一個月。他們買一張毛毯的錢就可以把兩個女工的一輩子都包下來！土生土長的黎巴嫩人寧可失業閒著，也不做這些低級活兒。富人們從國外招收大量的勞工，這些勞工為了掙那一點兒錢，甚至連最基本的權利都要放棄。」巴基斯坦馬麥德憤憤不平地說。這一刻，他比馬克思的批判精神更加充足。
比如，婦女最基本的權利是生育權，但是，黎巴嫩政府規定，任何一個來務工的外國婦女都必須放棄懷孕權。不管是與合法的丈夫，還是與主人發生關係，婦女只要懷孕，就立即喪失一切權利，被遣送出境。
黎巴嫩人對勞工的態度，國際社會到最後看不下去了。他們印刷了不少指導小冊子，告訴勞工們如何在卑微的境地使用一些維權的手段。巴基斯坦馬麥德就送給我一本這種小冊子，書的封底顯示，資助這個專案的機構除了世界勞工組織阿拉伯國家分部之外，竟然還包括歐盟和瑞士發展與合作署（Swiss Agency for Development and Cooperation, SDC）這些看上去八竿子打不著的機構。
「這就是黎巴嫩富裕的一面。」巴基斯坦馬麥德總結說。黎巴嫩之所以這麼富裕，還來自於內戰遺產。在20世紀7、80年代，黎巴嫩內戰進行得如火如荼時，大量的黎巴嫩人逃出了自己的國家，在海外居住的黎巴嫩人比國內的還要多。這些黎巴嫩人經過奮鬥，大都有了一定的經濟基礎。黎巴嫩和平之後，許多人都選擇長期或者短期回國居住，將大量的資本傾注在這個方圓只有10000平方公里的小國，加上黎巴嫩政府集中資本打造，於是形成了這個獨一無二的富人區。
「但如果你認為黎巴嫩只有富人，那就錯了一千遍了。」巴基斯坦馬麥德說道。
月之黑暗面
對於黎巴嫩貧窮的一面，是由土耳其馬麥德帶我去了解的。當我們從富裕的市中心區（Downtown）走向南邊的平民區時，黎巴嫩又變成了另一個模樣。豪華的酒店和樓房迅速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狹窄的街巷、骯髒的路面、破舊的樓房，幾十年內戰的痕跡都一一出現在眼前。
如果再往南走，從首都貝魯特去南方的城市泰爾（Tyre），又是另一番景象。那兒有著黎巴嫩最大的難民營，難民來自巴勒斯坦。在難民營大門口，員警把守著入口，禁止外人出入。泰爾的貧民區街道上仍然懸掛著眾多大幅的阿拉法特（Yasser Arafat）畫像。阿拉法特是巴勒斯坦解放組織（PLO, Palestine Liberation Organization）領導人，已經死了十年，但仍然是巴勒斯坦人民心中的旗幟人物。
從1948年以來，在以色列的驅逐下，大量的難民從巴勒斯坦來到了黎巴嫩。幾十年後，難民們已經繁衍了好幾代人，但他們仍然過著骯髒貧窮的生活，無法享受良好的教育和公平的環境。黎巴嫩的富豪們在貝魯特享受著奢華的生活，卻無視逃難的人們在難民營中死掉。
按照兩位馬麥德的看法，黎巴嫩政府不是無法吸收難民，而是不想這麼做。他們故意把難民區分開，形成了另一種形式的「種族隔離」。
黎巴嫩政府之所以要隔離難民，一個主要原因在於宗教和人口結構。這個國家有著世界上最複雜的宗教結構。在建國之初，基督教和伊斯蘭教在這個國家幾乎勢力相當。黎巴嫩的基督教屬於一個非常特殊的群體，叫馬龍派（Maronite）。而伊斯蘭教也分成了好幾派：遜尼派與什葉派平分秋色。另外，還有一個當地特殊的教派：與世無爭的德魯茲派（Durze）。
黎巴嫩建國時，基督徒大約占了一半，穆斯林占了人口的另一半，人口的勢均力敵在政治上也產生了一種平衡，基督徒的比重稍微重一點。如果將大量擁入的巴勒斯坦人（他們屬於伊斯蘭遜尼派）吸納，那麼黎巴嫩的人口結構勢必向伊斯蘭教徒傾斜，這是基督徒不願看到的。所以，政府寧可裝作看不見難民問題，將他們隔離起來。
但這種隔離又產生了意想不到的後果。20世紀70年代，當阿拉法特領導的巴勒斯坦解放組織進入黎巴嫩之後，展開了武裝鬥爭。巴解組織不僅要打擊以色列，還要和黎巴嫩政府作對。黎巴嫩政府突然發現，根本沒有辦法控制這些無孔不入的游擊隊。於是，黎巴嫩逐漸解體了。
這還不是事情的全部。當不堪巴解組織騷擾的以色列終於決定動用武力入侵黎巴嫩時，這個國家更加碎片化：巴解組織、以色列、政府軍亂成一鍋粥。黎巴嫩的鄰國敘利亞也參與進來，形成了一派勢力。
另外，另一派更加強硬的勢力也在形成：真主黨。當以色列人、基督徒、遜尼派穆斯林都有著本派的代理人時，作為國內少數派的什葉派也決定尋求自己的勢力。他們依靠伊朗的幫助，組建了一支令人談之色變的武裝部隊──真主黨武裝。他們人數雖然有限，但卻依靠著不要命的作風贏得了地位，甚至超過了政府軍的風頭。
即便黎巴嫩內戰停止，真主黨仍然拒絕交出武器融入政府軍。他們雖然作為一個政黨參與到黎巴嫩政治之中，卻又保留著獨立的軍隊。
當黎巴嫩內戰結束後，巴解組織也已經回到巴勒斯坦執政去了，人們才發現，清洗完一地雞毛，身在黎巴嫩的巴勒斯坦難民仍然生活在極度貧窮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