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試閱
巴基斯坦馬麥德甚至譴責黎巴嫩政府拿難民問題做生意：由於難民的存在，國際社會給予黎巴嫩不少的援助。這些援助中有一部分被黎巴嫩政府挪用去蓋高檔的商業區，補貼了本來已經很富裕的人們，維持了政府的運轉，以便在將來向國際社會索要更多的援助。
「你認為現在黎巴嫩的戰爭已經結束了嗎？」事後，土耳其馬麥德再次問道。
在兩位穆斯林看來，黎巴嫩的戰爭不會結束，就像中東的戰爭不會結束一樣。一個國家存在著嚴重的不平等，有著大批的難民，宗教問題、政治問題都越來越突出，鄰國在打仗，戰爭就不會遠去。
當我們站在貝魯特富人區的燈火通明中時，旁邊就是手持卡拉什尼科夫衝鋒槍的士兵，隨時準備應付突發事件。而在不遠處的藍頂清真寺旁邊，則是停放前總理哈里里（Rafic Hariri）靈柩的帳篷。哈里里就是貝魯特富人區的主要開發者。在黎巴嫩內戰時期，這位幸運兒跑到了沙烏地阿拉伯，成為沙烏地阿拉伯王室的座上賓，依靠給國王做工程大發橫財。由於有沙烏地阿拉伯的撐腰，他組織了結束內戰的和平談判，並擔任了新黎巴嫩政府的第一任總理。在總理任上，為了建設新黎巴嫩，他主持開發了這片著名的商業區，本人也變得更加富有。2005年情人節那一天，已經不再擔任總理的哈里里被刺殺。他的死亡引起了一場雪松革命（Cedar Revolution），迫使從內戰時期就駐紮在黎巴嫩境內的敘利亞軍隊撤走了。只是，哈里里被刺殺十年後，其靈柩仍然被臨時停放在那兒。誰刺殺了他，至今仍然是一片迷霧。
在北方城市的黎波里（Tripoli），敘利亞內戰曾引起了一場騷動。在我到達的黎波里時，騷動剛剛恢復平靜不久，街道上還滿是裝甲車。作為全城制高點的城堡曾經充斥著遊人，如今卻被軍隊占領；城堡內的博物館也早早撤出了文物；城牆上的古代射擊孔邊，堆著沙袋和瞭望鏡。在城市中，人們的生活依舊，卻又帶著被戰爭和衝突折磨得心力交瘁的痕跡。他們誰也說不清，何時衝突又將重啟。
在黎巴嫩東部，敘利亞的戰亂又帶來了另一波難民潮，黎巴嫩政府在想方設法地堵截著這些難民。當我坐車從貝卡谷地（Bekaa Valley）回首都貝魯特時，由於谷地處於黎敘邊境方向，一路上軍車眾多，哨卡林立，士兵的檢查一道接一道。
黎巴嫩的遜尼派、什葉派都在爭相把自願者送往鄰國的戰場。在東部，極端組織的人員不斷地從敘利亞越境，騷擾和襲擊黎巴嫩的人民。
「這就是你看到的景象，」土耳其馬麥德總結說，「一個戰爭永遠不會結束的國家，四處是軍隊，沒有人有安全感，就算是最富裕的人，也要作好隨時走人的準備。」
接著，他又舉了一個令人印象深刻的例子：「不要說這個國家的人，就是在黎巴嫩工作的聯合國人員都知道局勢。他們裝作在這裡維持著和平，可是，在貝魯特的港口裡隨時都停著一艘美國軍艦，一旦有事情發生，聯合國的人就坐著這艘船逃走。他們只會在和平的時期來維持和平。」
巴基斯坦馬麥德帶我去看過那艘軍艦，它如同一頭灰濛濛的怪獸停泊在港口，望著這個複雜的國家。
「這個國家從長期來看，是維持不下去的。這是個失敗的國家，處於一個失敗的中東。」巴基斯坦馬麥德總結說。在他看來，除了黎巴嫩之外，敘利亞、伊拉克、埃及等無疑也都是失敗的國家樣本，整個地區都是失敗的。
什麼是成功的國家？
他們都沒有明言。但也許，兩人都試圖按照各自的理想尋找所謂的成功。土耳其馬麥德試圖推廣什葉派信仰，而巴基斯坦馬麥德妄圖用一種中世紀的教法國家（ISIS）來取代那些他認為失敗的國家。
人們建立那些稀奇古怪的政權，往往不是因為他們本性邪惡，而是因為他們對現實不滿，並擁有強烈的自信，以為能夠改造世界，讓世界更好。但大部分時候，他們留下的只是狂妄和災難。
每當看到ISIS在伊拉克和敘利亞燒殺擄掠的新聞時，我都會想起巴基斯坦馬麥德自信的眼神。
那一地的中東碎片
巴基斯坦馬麥德有一點是正確的：黎巴嫩只是一個樣本而已，而中東的許多國家都可以作為下一個樣本。每個國家的歷程都不相同，卻又都經歷著艱辛和眼淚，在巨大的顛簸中消耗著無謂的生命。
如果看得更遠一點，也許現在的混亂在百年前就已經注定。
在一百多年前，名義上統治中東的是另一個虛弱的超級帝國：鄂圖曼土耳其帝國。但隨著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奧圖曼帝國被擊得粉碎，散落成無數的碎片，這個地區就注定要擁有無數的紛爭。
20世紀初期，伴隨著鄂圖曼帝國的解體，在世界上還流行著三種影響未來的政治思想：
一種叫做民族自決。任何一個民族都可以通過全民公決的形式來決定本民族的前途，這就給眾多的民族國家打開了通道，也是阿拉伯國家脫離土耳其統治的理論基礎。
第二種叫做比例代表選舉。這是西方民主的基礎之一，在新建立的民族國家中將或多或少地引入這種政治形式。
第三種是國界的無限加強和通關制度的正規化。
這三種政治思想中，前兩種都有很大的進步性，但第三種是巨大的退步。史蒂芬‧茨威格（Stefan Zweig）在他的回憶錄裡，曾經滿懷深情地懷念著舊時光：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人們的遷徙要自由得多，一個人不需要護照也可以周遊列國，或者選擇居住地。但隨著民族國家的興起，世界變得越來越碎片化，加上福利國家理論的盛行，各國紛紛採取保護措施來阻礙人們的自由遷徙，茨威格在世界上自由居住的夢想變得遙不可及。
雖然前兩種思想帶有很大進步性，但這三種思想的內部是有衝突的。
比如，以現在的伊拉克為例，伊拉克的東北部山區居住著庫德人（Kurds），其餘的北部地方居住著該國的少數派遜尼派，南部則是什葉派的大本營。如果按照民族自決原則，各個地方的人有權決定自己的命運，那麼伊拉克將一分為三，成為三個國家，統一的伊拉克就不存在了。但是，不管是伊拉克的大部分國民本身，還是阿拉伯世界和西方，都沒有做好準備讓伊拉克分裂成三個國家。
如果要把伊拉克維持在一個國家之內，就牽扯到比例代表選舉問題。由於什葉派在人口上占了多數，依靠選舉上臺的伊拉克政府勢必為什葉派所控制。在缺乏足夠制衡的情況下，什葉派政府勢必會制定對什葉派有利卻可能損害另外兩派的政策，造成多數人的暴政。
同時，根據第三種政治思想，即便是伊拉克的少數派，也並沒有權利移居他國，只能被限制在國境以內，在不斷的暴力事件中苦熬時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