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試閱
從二○○七年春天到那一個漫長夏季的季末，小蜜蜂都與我們同住，這段期間，我兒子唯有在洗澡時才會脫掉那身蝙蝠俠裝。我訂購了兩套，趁他在浴缸裡玩水時替換，這樣至少我可以把衣服上的汗臭和草漬洗掉。打擊頭號罪犯是一樁既骯髒又會讓膝蓋變綠的苦差事。不是得收拾配備了厲害冰凍槍的冷凍人，就是對付蝙蝠俠的死敵企鵝，或是更陰險狡詐的海鸚，說來也奇怪，蝙蝠俠系列的原創者竟然獨漏了這個頭頂生瘡、腳底流膿的大壞蛋。而我兒子跟我得要承受打擊罪犯的後果──一屋子的助手、心腹、走狗躲在沙發後朝我們眉來眼去，在書架旁的窄縫裡密商，出其不意就朝我們撲來。真可以說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我那個四歲的兒子，無論是睡是醒，隨時處於備戰狀態。想要摘掉那個惡魔似的蝙蝠面罩、萊卡布蝙蝠俠裝、亮黃色的萬能腰帶和漆黑的披風，無異是痴人說夢。此外，用兒子的教名呼喚他也是無濟於事。他只會回頭看，歪著腦袋，聳聳肩──彷彿是在說：我的蝙蝠感官偵察不到這裡有叫那個名字的男生，夫人。那年夏天，我兒子只對一個名字有反應，那就是蝙蝠俠。還有，想跟他解釋他父親過世了，也是白費力氣。我兒子不相信血肉之軀會死亡。死亡唯有在不能隨時阻撓壞蛋的邪惡陰謀得逞時才會發生──而壞人得逞當然是絕不可能的事。
那年夏天──我先生過世的那年夏天──我們都有不願放手的身分認同。我兒子有他的蝙蝠俠裝，我仍舊冠夫姓，而小蜜蜂跟我們同住，雖然相對安全，仍不願拋開在恐怖時期使用的名字。我們都在逃避現實。那年夏天，我們是想逃開自己的難民。
想要逃離殘酷的事當然是天下最自然不過的反應。而那年夏天，把我們湊在一起的時機更是再殘酷不過。小蜜蜂在離開拘留中心那天早晨打電話給我們。我先生接了她的電話，我一直到隔了很久之後才知道她曾來電──安德魯始終沒跟我提起過。她顯然通知他她要過來，可是我認為他並不想再和她見面。五天後他自縊身亡。他們發現我先生兩腳在空中亂踢，踩不到任何一塊實地。死亡當然是一種逃脫。若是新名字，或是面具、披風都無法再隱藏住你自己，你就會走上這條路。若是你的良知不能給你庇護，你就會走上這條路。
我先生死後五天，也就是小蜜蜂離開拘留所後十天，她來敲我家大門。跋涉了五千哩，耗時兩年，她終於抵達了，卻來遲了，見不到活生生的安德魯，卻及時參加他的葬禮。哈囉，莎拉，她說。
小蜜蜂早上八點抵達，葬儀社人員十點來敲門。一秒鐘不多，一秒鐘不少，十點整。我猜想葬儀社的人默然立在我家大門外，站了幾分鐘，看著手錶，等著我們的人生與斷層帶交會，如此一來就能以銅門環清脆的三次叩擊聲來切斷我們的過去與未來。
我兒子去開門，看見了葬儀社的人的身高、無懈可擊的裁縫車工、嚴肅的態度。我想禮儀師看起來就像是蝙蝠俠的工作日分身吧。我兒子從走廊一路跑來，高喊著：媽咪，是布魯斯．韋恩耶！
那天早晨，我走到門外，站在街上，從靈車泛著淡綠色的車窗厚玻璃看著安德魯的棺木。小蜜蜂出來跟我站到一塊，一手牽著蝙蝠俠，禮儀師領我們走到一輛長型的黑禮車前，點頭示意我們坐進去。我告訴他，我們情願走路。
我們三個人就像是在照片沖洗店胡亂合成到一起的，走向我先生的葬禮。一名中產白人母親，一名黑皮膚的難民女孩，一名來自高譚市的小小黑暗騎士。我們就像是被剪貼過的。我的思潮起伏，驚悚駭人，前後不連貫。
教堂距離只有幾百碼，我們三個走在靈車之前，後面回堵了一列氣憤的車輛。對於這點我很內疚。
我穿了一條暗綠色裙子、一件外套，戴手套，穿炭黑色長襪。小蜜蜂穿著我的黑色小雨衣，底下仍是拘留中心放她出來時的那些衣服──對葬禮大不敬的夏威夷衫和藍色牛仔褲。我兒子仍是一臉的歡天喜地。他這個蝙蝠俠害得交通阻塞。他得意地大步前進，披風被向後的氣流捲起，他在面罩下露出大大的笑容，嘴巴從一隻蝙蝠耳朵裂到另一邊蝙蝠耳朵，偶爾他高高在上的視線會偵察到一名需要打擊的敵人，他就會停下來，出手，再繼續前進。他擔心海鸚的隱形手下會攻擊我，而我擔心的是兒子出門之前沒上廁所，很可能會尿在他的蝙蝠褲子裡。另外我也擔心後半輩子得守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