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試閱
第一章
信心是什麼？
二?一八年十一月十九日下午四點三十五分，識別碼為N155AN的私人灣流（Gulfstream）噴射機在東京羽田機場降落，這款速度最快且最長程的商務噴射機在輪胎接觸跑道時發出刺耳的聲響，遠方略顯蒼白的冬日太陽漸漸滑落東京偌大的地平線之下。
登機梯展開的同時，機上唯一的乘客將視線從平板電腦移開，心不在焉地抬起頭，並透過橢圓形窗戶向外望。一看到白色廂型車停靠在飛機旁，一陣驚慌感竄過他的全身。他看著一大批穿著深色西裝的東京地方檢察廳人馬，衝上階梯將他逮捕。
卡洛斯．戈恩（Carlos Ghosn）是首位非日裔的日本車廠會長，也是促成雷諾（Renault）、日產（Nissan）和三菱（Mitsubishi）史無前例跨國結盟的推手，為這三家陷入困境的企業帶來了始料未及的轉機。戈恩在一九九九年接任日產的營運長時，公司的負債為二百二十九億美元，而八年後，在他擔任日產執行長執行長的第三年，公司有七十億的獲利。
戈恩徹底改造企業和文化規則的方法，就是先出手相救，再把三間位於地球兩端的大型企業合而為一。後來，他更成為倡導個人運輸革新的領頭羊，推出全球銷量數一數二的電動車：Nissan Leaf。
二??四年，科技巨頭Intel的傳奇執行長安迪．葛洛夫（Andy Grove）對戈恩說，傳統車廠未必有生產電動車的能力。接著到了二?一一年，在引起廣大迴響的紀錄片《電動車的複仇》（Revenge of the Electric Car）中，《華爾街日報》（Wall Street Journal）專欄作家丹．尼爾（Dan Neil）則是向戈恩說了這番話：「你全力發展電動車和Leaf，等於是拿自己的職業生涯和日產的未來打賭。」
儘管如此，戈恩仍懷抱著願景繼續向前，他選擇聆聽另一種聲音，也就是自己的聲音，或者更明確地說，他聆聽的是信心的聲音。他義無反顧的原因如下：
我們以企業的角度進行分析之後判斷，無論如何，零排放汽車都會是未來的趨勢之一。究竟是什麼時候以及到什麼程度都還有討論的空間，但是絕對沒有人可以有把握地說，汽車產業的遠大願景之中沒有零排放運輸的容身之處。因此，從以上種種推導出來的結論，顯然就是如果我們有相關的技術，也能生產出效能良好的平價車款，那麼，我們就必須推出產品。在未來十年內，電動車的市占率會達到一成。
接著，戈恩審視自己的思維和動機：
因為到了關鍵的時間點，當必要的技術就位，你在進行充分的分析之後，瞭解到自己有必要往這個方向前進，就必須要有人開口說：「好吧，我們得硬著頭皮做，我們要往前進。」在每一種科技領域，都必須要有人跨出第一步。我們就是在跨出第一步，而且引以為傲，因為我們深信這絕對會帶來不少益處。
Nissan Leaf在二?一一年獲選為世界年度風雲車（World Car of the Year），到了二?二?年更成為將近十年來全球最暢銷的電動車。戈恩大膽預測的一成市占率則是早在二?一八年就在某個國家成真：挪威有四成五的新車都是電動車。
是什麼讓戈恩有信心像這樣賭上整間公司的未來？他決定將公司二??七年的五十億美元研究預算，半數都投入電動車的開發──就算無視全球各地專家的警告也在所不惜。這股自信究竟從何而來？
遭到逮捕一週後，不知所措的卡洛斯．戈恩身在東京拘置所，盯著四．八平方空尺牢房門上的單閂小窗。這座位在市中心的監獄收容了三千名犯人，還在最近裝設了絞架，一九九五年東京地鐵沙林毒氣事件的主謀麻原彰晃就是在這裡被處以絞刑。
戈恩每天有三十分鐘的運動時間，以及幾乎一模一樣的清淡三餐。在冬季，多數的日本公共建築如學校都沒有暖氣可用，而東京拘置所也不例外。戈恩只能忍受寒冷，還被禁止在白天睡覺。這位全球最知名、最成功的企業高層人物怎麼會落得如此下場？如果說這樣的後果有啟示，我們可以對信心有什麼更進一步的認識──不只是信心的正面影響，還有負面影響？
娜迪雅．穆拉德（Nadia Murad）十九歲那一年，在二?一四年八月十五日，從一陣不祥的沙漠塵土之中，伊斯蘭國（ISIS）的黑旗出現。大批人馬跟在Toyota Land Cruiser越野車後方，轟隆隆地駛進她的家鄉，位於伊拉克北部且信仰亞茲迪教（Yazidi）的克邱村（Kocho）。數小時之內，穆拉德的母親和六名兄弟遭到屠殺，接著眼神空洞的達伊沙（Daesh）戰士擄走她當作性奴。
他們把穆拉德送往摩蘇爾（Mosul），她在當地遭到強暴和毒打，像牲畜一樣地被買賣，在三個月間落入一雙又一雙污穢的手中，直到有一天她設法從當時「主人」沒鎖好的門逃脫。
在亞茲迪文化中，淪為性暴力受害者是莫大的羞辱，因此大部分和穆拉德一樣遭到俘虜的受害者在重獲自由之後都選擇隱姓埋名，但是娜迪雅不一樣。她抬起胸膛，帶著從內心深處召喚而來的決心和信心，公開說出事實。受到這股看不見卻強大無比的能量驅使，娜迪雅決定為亞茲迪和其他因為宗教而遭到奴役和強暴的女性受害者發聲。她的先驅行動讓極為保守的文化在態度上產生了史無前例的變化，過去如果年輕女性身上背負著禁忌性行為的污點，就會遭到排斥，但現在由於有穆拉德的努力，她們更有可能重新被社會接納。
二?一二年十月二十五日，德尼．穆克維格（Denis Mukwege）推開自家前門的那一瞬間，他看到一把槍指著女兒的頭部。下一秒，他的保鏢──非洲的中產階級通常都會僱用私人保鏢──在他眼前倒地身亡，而朝著穆克維格而來的子彈在他臥倒的同時高速飛過頭頂。身為外科醫師的穆克維格一直致力於治療數以萬計的女性在剛果駭人戰爭期間遭受的性暴力傷害。儘管他的家人逃過歹徒的暴行，穆克維格卻再也無法忍受，決定離開令人痛苦的母國，前往比利時追求安穩的生活。在穆克維格苦心經營的潘茲醫院（Panzi Hospital），員工曾和他並肩照護過將近十萬名傷痕累累的受暴女性，現在卻因為他的離開而陷入絕境。
然而在三個月後，由於穆克維格放不下自己的願景，也就是為重傷受創的患者提供最佳的照護，他選擇回到剛果。迎接穆克維格的是從卡烏姆（Kavumu）機場開始列隊達二十英哩的人龍，盛大歡迎他重回潘茲。他的患者和支持者用販售鳳梨和洋蔥的收入，集資為他支付回程機票。
娜迪雅．穆拉德和德尼．穆克維格在二?一八年共同獲得諾貝爾和平獎，因為他們的勇氣和對杜絕性暴力作為戰爭手段的貢獻值得讚揚。勇氣指的是克服恐懼後採取行動，就算眼前危機令人陷入動彈不得的混亂狀態，勇氣還是有辦法開花結果。但以事後之明的角度而言，勇氣要能夠持續數天、數個月和數年，還需要另一種要素，卻沒有在對這兩位諾貝爾獎得主的表彰上被提及：信心。儘管面對的是看似無法跨越的重重阻礙，他們卻相信自己可以達到目標。
至於卡洛斯．戈恩，我們會在本書最後一章再回頭談談他的故事結局；話說回來，就算最終沒有帶來諾貝爾獎或國際商界的名聲，由信心驅動的行動還是有其意義。
凱西．恩格伯特（Cathy Engelbert）懷有五個月身孕時，辭去了位在紐約市的國際會計師事務所勤業（Deloitte）的高薪職位。多年後，恩格伯特告訴《富比士》（Forbes）雜誌的記者，當時她缺乏信心。她打算接下比較沒那麼有挑戰性的職位時，有兩位資深同事主動聯絡她，他們對恩格伯特說，她十分有潛力，還問她為何要放棄，並解釋說道男性有責任要協助女性充分發揮潛力。
二?一五年三月，恩格伯特獲選為勤業史上第一位女性執行長，當然也是美國四大會計師事務所的第一人。身為執行長，她推出引發爭議的家庭假計畫，保證員工可以在小孩出生或家人生病後申請十六週的有薪假──堪稱是美國企業界的一大進展。訪問恩格伯特的《富比士》記者認為此舉需要「一番勇氣」。
同一年，在大西洋的另一端，另一位女性也打破了執行長的玻璃天花板。凱西．恩格伯特在勤業掌權後幾個月內，沙夏．羅曼諾芙奇（Sacha Romanovitch）首位獲指派管理倫敦市大型會計師事務所正大聯合（Grant Thornton）的女性。
羅曼諾芙奇小時候被住在倫敦南部的雙親收養，她和卡洛斯．戈恩及凱西．恩格伯特一樣，有信心在業界促成前所未見的改變。首先，她採取了其他城市高層難以理解的行動，也就是將自己的薪資上限設為全公司平均薪資的二十倍。接著羅曼諾芙奇引進全體員工共享獲利的制度，而不是只有合夥人可以分紅。而她最具爭議性的決策就是重新調整組織策略，將重心放在「有意義的獲利」，意味著她會拒絕不符合道德標準的客戶。
後來有一天，部份同事發佈對羅曼諾芙奇大肆批評的備忘錄，他們公開她的機密績效評估文件，並指控她想要實現「社會主義企圖」（在她的領導下，合夥人的每年平均薪資降至三十六萬五千英鎊）。羅曼諾芙奇告訴《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的記者，有些同事無法接受因為她的政策而導致獲利在短期內下降。她深信如果獲利是建立在價值和意義之上，長期而言一定會提升；反之，則會反映在企業的獲利能力上。
二?一八十月十五日，羅曼諾芙奇卸下執行長職位，但在這之前，她用推特上發布了一則連結，內容是小威廉絲（Serena Williams）對於作家瑪雅．安傑羅（Maya Angelou）讚頌自信的詩作〈我依然會奮起〉（Still I Rise）的詮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