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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金日成選集》掩人耳目，把稿子帶回南韓
但這次不同於以往，那名女子在離開Hana院之後主動聯絡都代表。經過多次聯繫，都代表為了見她一面而來到位於京畿道城南的女子家裡。那名女子拿出一個白色信封，表示那是她僅有的一切藉以表達她的感激之情。都代表將那個信封還給她，雖然只是一部分，但總不能收下政府為了幫助她在韓國定居而支付的這筆輔助金。
那名女子也是一意孤行，但在此同時，開口請他再幫忙一件事情。換言之，希望他能代為跑腿，而跑腿的代價便是請他收下那個信封袋。於是都代表開口問她究竟要他幫忙什麼，就在那個時候聽到潘迪這個名字。女子表示「當時我若帶著那份稿子出來，自己肯定是死路一條，此外潘迪也是難逃一死。」並表示「自己答應過他日後一定會回去把手稿帶出來，對方想必正在等著。」同時，她也把潘迪在北韓的身分地位等細節一一告訴他。
都代表感到此事非同小可，直覺告訴他這不是件小事。當時那名女子也把一封寫給潘迪的信交給都代表，表示只要把這封信交給潘迪，潘迪就會明白並將稿子交給前去找他的人。
都代表拿著那封信和白色信封袋，心想不妨放手一搏。但事情沒有預期那麼順利，當時邊界的情況不是特別好。要找到一個可以前往潘迪居住之地的人談何容易。但是，一個「必然的偶然」發生了，都代表的一名中國友人表示要去拜訪住在北韓的親人。詢問一下地點，發現潘迪居住的地方正巧包含在他的造訪區內。基於潘迪的社會地位，因此可以住在頗有規模的中小型都市裡，以距離而言，中國友人表示可以利用午餐或休息時間短暫造訪。都代表再三叮嚀中國友人，倘若潘迪把手稿交給他，務必要用《金日成選集》或《金日成力作》等北韓宣傳用冊子層層包好，將它偽裝好再帶出來。
那名中國友人在潘迪女性親人成功脫離北韓的好幾個月後前去造訪潘迪，並將裝在塑膠袋裡的信件交給他。
讀完信，潘迪沉思片刻，緊接著彷彿下了很大的決心，把深藏在唯有自己知道的隱密場所裡的一疊文稿取出來。根據中國友人日後轉述，當時他的表情似乎是訴說「不管怎麼做遲早都是一死，一副無路可退豁出去的模樣。」而潘迪的原稿就這樣在《金日成選集》的層層堆疊之下經由中國輾轉交到都代表手裡。
若不是冒著性命危險，不可能寫出這樣的作品
目前南韓約有二萬五千多名脫北者，其中有相當多的脫北作家透過他們的作品對北韓世襲獨裁體制所破壞殆盡的北韓社會提出批判。
二○一二年加入國際筆會總會的「流亡北韓作家筆會」裡就有二十八名脫北作家加入。
二○一二年九月，於慶州舉行的第七十八屆國際筆會文化論壇裡，都明學先生把他在北韓從事文學作品時的寫作過程等親身經歷娓娓道來，並有如下描述。
「我想要寫一些充滿真實性、自己想要寫的題材和作品。二○○四年八月被保衛部員逮捕並強行拉到慈江道山中。明知道不可能在北韓出版，卻為了讓自己心安而寫下嘲諷現實生活的詩句，結果被冠上反動作品的帽子繼而引發問題。在牢房裡被軍靴踢到半死，晚上根本不得安眠。」
都先生不過是寫了諷刺詩而已，卻得承受在文明世界裡難以想像的巨大痛苦。而潘迪的作品已超越諷刺，直截了當地針對北韓體制提出近似告發狀的文章。不僅如此，一九九四年金日成死後，金正日下令北韓文人撰寫所謂的「首領永生文學」，於是乎，追悼金日成的詩詞如雨後春筍般湧現。即便是在這段時期，潘迪不僅僅要告發金日成，甚至在自己的文學作品裡加入了嘲諷。
而這些作品若不是賭上自己的性命，否則根本無從下筆。不惜賭上自己的性命以對抗高壓暴政統治，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這或許也意味著他已預感採高壓手段的政治體制，它的末日即將來到。從這個觀點來看，北韓內部現存的異議作家的文章出現在這個世上，便是前所未有的變革之始。在此同時，也可以把它視為牢不可破有如銅牆鐵壁般的世襲獨裁政權如今已產生龜裂，可謂是大事一樁。
以性命為擔保，讓作品率先逃離北韓
潘迪的北韓體制批判小說集在韓國國內出版，不免讓人聯想到舊蘇聯時期因撰寫批判蘇聯共產體制的小說並在國外發表為由，繼而遭到流放的一九七○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索忍尼辛。索忍尼辛在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志願參軍赴前線擔任砲兵軍官，他寄給友人內容中批判史達林的信函被截獲，於是在一九四五年遭到逮捕，接下來在勞改營待了五年並流放三年，前後共度過八年流配生涯。一九五七年獲得平反後，於一九六二年發表以過去八年流放生活為素材而完成的《伊凡‧傑尼索維奇的一天》，從此晉升為世界級作家。換言之，他的處女作成了代表作。
但之後發表的所有作品因帶有反體制傾向而引發問題，導致他的作品在蘇聯國內出版受到層層阻撓。為抗議這一點，他甚至寫了一封信到一九六七年所舉行的蘇聯作家大會，號召廢止檢查制度。後來他的作品在國內出版終究還是受挫，於是繼《伊凡‧傑尼索維奇的一天》之後，獲諾貝爾文學獎青睞的《癌症病房》等主要作品相繼在國外發表。隨著他的作品在海外出版，蘇聯作家協會於一九六九年將他除名。
之後，索忍尼辛因為將他的另一部代表作，亦即，把蘇聯集中營不為人知的內幕公諸於世的《古拉格群島》在國外出版為由，因此在一九七四年被自己的祖國蘇聯強制驅逐出境。
身為作家被迫離開祖國，它所帶來的創傷絲毫不亞於死亡。從某個角度來看，不是在祖國而是在海外出版自己的作品，這一點固然是他們兩人的共同點，但相較於冒著性命危險寫作的潘迪，索忍尼辛或許幸福一些。不論在國內還是國外，索忍尼辛至少可以光明正大地公開使用自己的名字，反觀潘迪，他所處的境況卻非如此。
作家潘迪尚未逃離北韓，但在那之前，反倒是讓以自己性命為擔保的作品率先逃離，因為他深信相較於內部力量，來自外部的力量更能為自己所處的高壓式奴役制社會帶來變化。據說潘迪在交出自己的稿子時表示「我的作品若能在南韓出版，我便心滿意足矣！」這句話似乎在殷殷期盼世人能夠正視充滿暴力壓抑的北韓社會的真面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