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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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以理的結局。但以理的外婆和母親的結局。但對另外三個被指控殺害但以理的男孩來說，這是一個嶄新而可怕的開始。從某種角度來說，他們也失去了他們的人生── 絕對是失去了曾經擁有的人生。在曾經擁有的人生中，法律代表街上的警察，如果他們被逮到身上有大麻或偷來的運動鞋，也許會難以招架警察的問話，也許會被帶去警局，甚至收到口頭告誡，相對來說沒什麼大不了。不過，現在法律代表著地方法官、拘留、少年矯正機構、一段事情發展太快又太慢的時光；代表坐在囚車的籠子中，抵達老貝利的地下，進了一個勉強能擠進一頭不大壯的乳牛的羈押候審室；代表進入我的法庭；代表見到我。
在老貝利法庭，我們每週都在審判像這三個被控持刀殺人的男孩，我們的少年矯正機構有太多這樣的孩子，由於他們若被定罪將會關押到成年，所以我們的成人監獄也都是這樣的人。法庭阻止不了，法官能做的就是執行法律，而法律公開聲明的目的是懲罰、矯治、關押危險分子並遏止他人。殺人犯關押的刑期很長，在二○○三年《刑事司法法》及其後續修正案施行後，英國殺人犯在獲釋前必須服刑的時間明顯變長，一個被判定持刀刺死他人的成年人，申請釋放前的最低服刑刑期，從平均約十五年延長到二十五年。延長刑期是為了遏止人們攜帶和使用刀具，但持刀殺人案的數量並沒有下降，近幾年來甚至不減反增。
如果我將審判的這三個男孩被判定謀殺但以理，他們會成為必須在獄中度過半生的成千上萬名囚犯之一，在遙遠的未來才能重返社會。他們改過自新，但他們成年以後在男子監獄長期生活，不曾與婦孺進行正常互動，不用承擔安排自己的生活或作出自己決定的真正責任。許多人在「裡面」時，從非法毒品尋求慰藉，在更強的罪犯羽翼下保持安全。如果我們認為他們出來後可以順利融入社會，那麼可就錯了，我們可能是在搬石頭砸自己的腳。
在但以理死後將近六個月，我第一次見到這三個男孩，姑且就稱他們為沙得拉（Shadrach）、米煞（Meshach）和亞伯尼歌（Abednego）吧，他們跌跌撞撞穿過綠色皮革門，進入了第八法庭的被告席，那道門背後有一連串石階，通往地下深處的羈押候審室。男孩站在明亮的燈光下，猶豫不決，眨著眼睛。沙得拉是混血兒，十八歲，一個胖乎乎的高個子。亞伯尼歌是黑人，才十五歲。米煞是白人，剛在少年矯正機構度過十六歲生日。生日快樂，米煞。每一個都有普通的五官，平凡的四肢，每一個都穿著規定的運動服，這只是中央刑事法院一個平凡普通的週一早晨。又一樁謀殺案，面孔不同，但在許多方面都是同樣的故事。只是永遠不會是完全相同的，因為每一具死去的身體，都是一個與眾不同的生命的結束，每一個被告，每一個傷心的親屬，也都是不同的。每一個經歷殺人案審判的陪審員和證人，也永永遠遠改變了。
沙得拉盯著法庭周圍，好像糊塗了。他打量媒體席和陪審席，前者座無虛席，後者空無一人，旁聽席上則有他熟悉和不熟悉的面孔。他盯著審判活動區的律師們的背影，他的目光越過書記官和庭務員往上看，看到我坐在法官席。他把拇指放進嘴裡輕輕咬著。米煞和亞伯尼歌看著他，然後看著彼此。他們和沙得拉中間隔著幾個座位，兩人湊到一起低聲說話，法警於是將他們分開。米煞向旁聽席揮手，還得意地笑著。我告訴自己，記住，他只是個孩子，記住，過不了多久，這種笑臉就會從他臉上消失，很快這個男孩就會像所有被告一樣非常害怕，或者應該會害怕。他的人生將由陌生人決定，對任何一個理智的人，這都足以讓人感到害怕。
還押候審的被告不管犯了什麼罪，或沒犯什麼罪，幾乎已經失去掌控自己生活的全部權力。他的選擇不多，他可以走出牢房，也可以拒絕出來；他可以認罪，也可以不認罪；他可以作證，可以保持緘默，可以說謊，也可以實話實說。有時他可能覺得實在不能說實話，免得有人報復他和他的家人，這也是他無法控制的事。你可以說他活該，誰教他選擇加入幫派，使用毒品，攜帶刀械，隨波逐流。你或許會說，就讓他嚇得發抖好了，誰教他也讓他的受害者嚇得發抖呢。但是，從被告的角度來看，這是一個可怕的處境；而從我們的角度來說，在所有事實清楚之前保留判斷比較明智。
與幾乎所有的被告一樣，我與這三個人的溝通管道是他們的律師。我可以直接與被告席上的被告交談，但我大多時候透過他們的大律師或律師與他們打交道。在謀殺指控案中，每個被告會有一名首席律師（皇家大律師）和一名初級出庭律師。當然，還有一對代表檢方的律師，所以這場審判共有八名大律師，他們是辯護人（advocate），他們「advocate」，從拉丁語的意思來說，就是「為他們的目標說話」。說白了，他們為自己的利益而戰，這就是他們職責所在。歐洲大陸國家普遍施行「審問制」（inquisitorial system），由法官負責盤問事實，英國則採取「對抗制」（adversary system），控辯雙方在法庭上對抗，有點像是法官擔任裁判的戰爭遊戲。
我掃視戰線。從法官的角度來看，一場審判能否順利進行，與參與的律師相當有關。棘手人物只要一個，就能把案子變成惡夢── 故意刁難，為辯而辯，讓其他律師情緒不佳，破壞明智而有用的妥協。今天燙手山芋不多，所以是其他法官運氣不佳了，很好。法庭的八位律師是一個典型的組合：只有一位女性首席律師和兩位女性初級律師，其中有一張非白種人的面孔，是亞伯尼歌的首席律師。亞伯尼歌很幸運，他請到一個很棒的人，皇家大律師傑瑞米．保羅（Jeremiah Paul）。
四個皇家大律師彼此很熟，互相尊重，甚至處得不錯。灰溜溜的律師假髮暗示他們經驗豐富，狡猾的大腦正在假髮底下工作。他們所做的一切，目的都在說服陪審團支持他們的當事人，因為辯護首先就是一門說服的藝術。如果他們得到追求的結果，以他們工作的語言來說，就是「贏了」，反之就是「輸了」。當事人按照法律被定罪時，沒有一個辯護律師會說「我贏了這個案子」，當被告被正當宣告無罪釋放時，也沒有檢察官會說「我贏了」。
因此，我們在這裡，三個被告，八個大律師，一個法官。「準備好開庭了嗎？」我抱著希望問，畢竟這也可能是一個沒有問題的罕見案件。
兩名皇家大律師站起來。啊，好吧，奢望一下並無妨。
「什麼事，拉奇大律師？」
「法官，我代表第一被告。」被告順序取決於檢方在起訴書中提出指控的順序，第一個是沙得拉。拉奇大律師說：「很抱歉，但是……」
「但是」代表他有一個問題，「很抱歉」則意味他沒有解決的辦法。
「法官，我擔心……」他停了下來，言詞是這個人的行當工具，現在他卻說不出話來。里奧內爾．拉奇（Lionel Larch）皇家大律師經驗豐富，知識廣博，如果他擔心，我也一定會擔心。他再一次表達他的擔憂，「沙得拉在被告之中是年齡最大的，但是……」他轉頭看了一眼他的當事人，我們也都紛紛轉過頭去，沙得拉凝視著天花板上閃爍的燈。「他似乎無法把注意力集中在審判程序上，我跟他談話時，這個情況還不明顯，但現在……」
我閉了一下眼睛，但沒有用，沙得拉現在改目不轉睛看著自己的左手拇指，好像那是一樣很有趣的東西，也許是吧。「你是說你的當事人不適合受審嗎，拉奇大律師？」
皇家大律師搖頭說：「我希望我說的不是這個意思。」
我也希望不是。「受審能力」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問題，需要與審判不同的程序，必須判斷被告的精神狀態是否讓他無法理解與參與審判程序，少不了精神病學或其他方面的專業證據。這件事很棘手，「你是否需要一些時間來考慮這個問題，如果有必要的話，可以獲得幫助？」
從法庭的後面，米煞相當大聲地說：「沙得拉笨得像坨屎，你不可能幫得了他。」
米煞恰好錯了。對於無法理解法庭複雜情況的證人和被告，我們都有辦法幫助他們。如果母語不是英語或是失聰，我可以指派一名通譯或手譯員。對於非常年幼或智力受損的被告，我可以指派一位中間人。只要有需求，在審判的任何階段，通譯、手譯員和中間人都可以陪被告或證人坐在一起，確定他理解旁人所說的話，促進溝通。此外，我可以控制法庭的運作方式，處理幼童或心智障礙者時，我可以要求律師使用簡單的語言和句子結構，不使用成語（攻擊者可能個子高大，但一個四歲證人聽不懂「人高馬大」），不說「附加問句」（「他狠狠地打了你，這是對的吧？」這個四歲幼童會回答「不對」，因為狠狠打人顯然是不對的）。以前我們有一個護理長，裁員後沒了，但是（我很幸運，沙得拉也很幸運）法院還有一個心理健康護理師。我停下來想了想，派人去請護理師來。
在護理師來之前，我轉向另一位想發言的皇家大律師。西蒙．巴靈頓（Simon Barrington）身材高大，灰眉灰眼，鷹鉤鼻的顯眼鼻尖泛紅。他說：「我的初級律師想提出一項聲請。」他聳聳肩，這個動作意味深長：這是她的主意，不要怪我。
他的初級律師倏地站起來，律師袍沒有磨損，假髮非常潔白，人很年輕，資淺但有幹勁，她的當事人恐怕出現在法庭的次數多過於她。然而，這是她的時刻，她不會浪費這個機會。她以書面形式闡述她的法律論點，並將備妥的精美副本交給我的書記官，數量足以分給每一個可能對此事有興趣的人。她用彩色標籤標明她能挖出的所有早期判例法或「判決先例」，貌似要在最高法院演講一樣，我敢打賭，有一天她會在最高法院演講，只是現在火候還不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