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我們甘願放棄自由？：洞悉人性弱點的極權心理學

引言

第一部分
科學與它的心理效應

一、科學與意識形態
二、科學與其實際應用
三、人工社會
四、（不）可測的宇宙
五、馬首是瞻

第二部分
集體重塑與極權主義

六、群眾的崛起
七、群眾的領導人
八、陰謀與意識形態

第三部分
機械論世界觀之外

九、死的宇宙 vs 活的宇宙
十、物質與精神
十一、科學與真話

致謝

導讀
極權無需暴君？當平凡的人走向盲從與壓迫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副研究員】陳嘉銘

二十世紀最具代表性的極權主義政權有兩個，一個是史達林統治下的蘇聯，另一個是希特勒的納粹德國。根據知名德裔美國哲學家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在《極權主義的起源》中的經典研究，極權主義與傳統的獨裁統治或暴政有所不同。獨裁或暴君統治仰賴從上到下的階層體制統治。這些階層需要穩定性，穩定的體制會對統治者的權力形成一定制約。但是在極權統治下，所有權力集中於領袖一人身上。極權主義透過層層重疊且競爭的政府機構，使統治結構保持流動性，確保領袖的意志隨時變動，無所不在。
另一方面，極權主義和法西斯主義也不同，法西斯菁英的主要目標是掌控國家權力，透過國家機器與軍事暴力來維持統治。相較起來，極權主義透過意識形態與恐怖機制，使人民主動認同其統治，從而在思想與行為上達成全面支配。
一言以蔽之，極權主義的特徵是：只要符合極權意識形態的邏輯，領袖的命令可以隨時變動，而「群眾」（the masses）則全心服從，毫不猶豫地犧牲個人利益，因為他們的身分與存在感完全建立在服從之上。關鍵問題是：為何「群眾」會從內心深處接受領袖（或體制）的支配，並熱切地服從？
本書作者馬蒂亞斯．戴斯梅（Mattias Desmet）在經歷新冠肺炎疫情後，認為現代社會在某些情境下展現出極權主義的特徵。疫情期間，技術官員在缺乏明確科學共識的情況下，頻繁調整與擴大防疫管制措施。儘管這些措施的效果存在爭議，人們仍然積極服從，甚至自願放棄部分權利。
戴斯梅提出了一個大膽的假設：疫情下的人群在心理機制上，可能與極權體制下的「群眾」具有相似之處。戴斯梅是一位臨床心理學教授，同時也是一名執業心理分析師。他在這本書中探討了過去極權主義研究較少涉及的「群眾心理機制」。
鄂蘭有一個著名的觀察：極權主義統治的群眾因為社會聯繫被破壞，失去了家庭、朋友與舊識，成為孤立無援的個體，彷彿一顆顆互不相連的原子。極權主義運動要求成員絕對且永恆的忠誠。這種忠誠來自於這些社會聯繫被破壞的個人，他們因孤立而更依賴極權運動提供的歸屬感與意義。
極權主義運動的核心在於意識形態，它不僅塑造了群眾的世界觀，也賦予其行動的正當性。無論是希特勒還是史達林，他們的意識形態都宣稱自己代表著歷史的必然進程，最終將涵蓋全人類。為了實現意識形態所構建的歷史使命，這些原子化個人不僅忠實扮演被規訓的角色，甚至隨時準備犧牲自己。
戴斯梅十分同意，原子化與孤立化的「群眾」是極權主義的溫床，並進一步提出獨特的「群眾形成」理論。他的解釋包含三個環節：
第一，十八世紀歐洲啟蒙運動後，古典力學奠定了機械世界觀，並逐漸成為現代社會的主流信念。機械世界觀假設，我們可以客觀且準確地測量世界的運作，並以物理定律加以解釋。它讓人們相信，我們可以透過操縱物質世界來實現理想社會。未來只要獲得完美的知識並掌握先進技術，人類將能徹底改善社會。因此，技術官僚應該以數字與科學來治理社會。
戴斯梅對機械世界觀的批評有三點。第一，機械世界觀忽略了人性與生命意義，將一切還原為基本粒子的物理運動。第二，隨著機械技術的進步，人類與自然的關係逐漸疏離，個人與社會的聯繫也日益薄弱，最終導致人類成為原子化的個體。第三，量子力學與混沌理論的發展證實了測量結果會受到觀察者的影響，顯示完全客觀的量測並非總是可能。此外，科學界中層出不窮的研究舞弊案例，也動搖了人們對可複製性與絕對客觀性的信任。
第二、從發展心理學的觀點，嬰兒從出生開始，就對母親的訊息感到極度不確定，試圖理解「我該怎麼做，才能讓媽媽關注我？」當她第一次在鏡子中透過母親的指認認出自己，她感到無比興奮，因為她確認了自己的存在與母親的渴望緊密相連。接下來，嬰兒透過語言試圖掌握規則，想知道自己必須成為怎樣的人，才能在父母眼中獲得愛與認可。然而，語言本質上的不確定性，使她的努力充滿挫折，進而陷入恐懼與不安。這時候，她可能發展出三種不同的適應方式：第一，成為自戀者；第二，透過不斷尋求更多規則，來確保自己與他者的關係；第三，接受語言的不確定性，透過詩歌重新探索世界與自我，並與他者建立一種以詩意共鳴為基礎的關係。
戴斯梅運用這一發展心理學理論來解釋疫情下的群眾心理。在機械世界觀之下，人們相信可以透過準確且客觀的語言來理解並控制疫情。然而，許多疫情研究者坦承，數據本身難以避免誤差，並且受到多種變數的影響。語言與規則的不確定性帶來恐懼與不安，使人們發展出自戀傾向，或是不斷追求更多的管制措施，以試圖解決先前管制所帶來的新問題。
第三、群眾的形成機制。這些原子化、孤立的個人，因缺乏社會聯繫而感到生命失去意義，內心充滿不安與恐懼。在疫情期間，他們透過與「敵人」奮戰、團結一致，獲得一種和社會連結的陶醉感受。無論防疫措施的合理性如何，它都發揮了一種儀式性功能，以維持群體的凝聚力。群眾的形成過程與凝視蠟燭所引發的催眠狀態相似。高度暗示性的敘事使人們的注意力僅集中於「病毒、受難者和防疫措施」，而其他重要議題，如經濟衰退、防疫措施的附加傷害、對隱私權與民主權利的侵犯、集體健康與免疫力的惡化，則被忽視或邊緣化。群眾如同陷入催眠狀態，不僅完全忽略自身利益，也無法容忍任何異見者。
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間，不同意防疫措施的人們往往感到窒息，因為支持者的意見高度一致，對異議者的批評與排擠極為激烈。防疫措施確實忽視了許多未受群眾關注的傷害。戴斯梅將這些支持者群體與極權主義下的群眾加以對比。他提供了一種宏大的解釋敘事，涵蓋近代物理學、混沌理論、精神分析理論與當代科學界的爭議，同時試圖解析當代社會的諸多病態現象，使其論述頗具吸引力。
鄂蘭對原子化群眾的解釋，主要基於德國一戰後的歷史社會背景，以及史達林對社會結構的全面瓦解。因此，我們不容易將極權主義與自身的日常生活聯繫起來，因為當代社會與當年德國及蘇聯的歷史條件和社會環境有顯著差異。然而，戴斯梅對群眾的解釋不依賴歷史分析，而是轉而依據啟蒙世界觀與發展心理學。因此，他認為，即便極權體制缺乏強勢的領袖與吸引人的意識形態，極權主義的威脅仍可能存在於我們的社會之中。
即便我們不完全認同他對極權主義的類比，他所揭示的現象——疫情中的群眾願意徹底不顧私利、集體從眾、不容異己、忽略其他重要議題——確實令人憂心。